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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功绩(上)

发布: 2015-12-01 13:08 | 作者: 冯志伟 | 查看: 1136次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功绩
——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50周年
冯志伟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从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现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和施行已经整整50周年,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我作为语言文字战线上的普通一兵,欣然命笔,写成此文,作为纪念。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
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Marrison)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还有十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
1931年到1932年间,有两个外国传教士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一种根据《广韵》设计的、以音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几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方言。
这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案,为以后的汉语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
中国人自己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指出,“国恶乎强?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沈学说:“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讲求富强”。卢戆章说:“以切音以识汉文,……全国皆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穷?人民何致鱼肉?”王照说:“列位啊,咱们个人都要点儿强吧,瞧瞧咱们中国都成什么样儿啦?”“中国政府非注意下层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非制一种沟通语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卢戆章(1854-1928)是我国第一个创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公布了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加声母后还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认为,汉字“或者是当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难者”,而切音新字“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这样一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卢戆章并不要求废除汉字,他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后来,他又编写了《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和《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用切音字来拼写官话。
继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之后,开始了延续20年的切音字运动。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声韵双拼式的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数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
王照(1859-1933)曾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启发开始拟定汉语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国,以“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官话合声字母》,采用汉字笔画作为字母基础,声韵双拼,并且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官话。他说:“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他说:“有力读书,有暇读书者,仍以十年读汉文为佳”,“汉文俗话并行,互相补助,为益更多”。1903年,王照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狱,得到释放后全力推行他的官话字母,“十年之中,坚忍进行,传习至十三省境”,其精神令人钦佩。
劳乃宣(1842-1921)是音韵学家,他积极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话字母的基础上补充方言字母,拟定了南京、苏州、福建、广东等访言的方案,统称“合声简字”。推广这种“合声简字”的成绩十分显著,“不识字之妇女村氓,一旦能阅读书报,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视,其欣快几乎无可名状”。
切音字创制者的目的,虽然不想用它来代替汉字,但是他们希望切音字能够成为一种拼音文字,与汉字分工,并行使用。然而,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
在切音字运动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系:
① 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采用汉字部首作为拼音符号。1892 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切音新字”,1901 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都属于假名系。
② 速记系:采用速记符号作为拼音符号。1896 年到 1897 年两年间出版的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速记系。
③ 拉丁系: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符号。1906 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8 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 年黄虚白的《拉丁文臆解》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拉丁系。
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定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会议开了三个多月。在这次会议上,审定了6500个汉字的读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确定了“标准国音”;拟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个,这套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选自古代汉字,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三拼制,对双拼的反切法进行了改进,其用途仅在于标注汉字读音,不作为拼音文字。这套注音字母后来减为37个(声母12个,韵母13个,介母3个,比双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几乎减少了一半。会议对于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给汉字注音,不能与汉字并行使用。黎锦熙明确指出,注音字母的职能是“伺候汉字,偎傍汉字”。
注音字母通过之后,搁置了五年,才于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还成立了注音字母书报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读物,还办了《注音字母报》。从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国使用了近40年的时间。这对于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层官员中有人觉得“注音字母”的名称不好,改称为“注音符号”,以强调这不是一种与汉字并行的文字。
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高度评价了注音字母的作用。他说:“辛亥革命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校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贡献。尽管今天看来,注音字母还有不少缺点(例如,作为各少数民族的共同基础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对于近四十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注音字母也起了开创的作用”。
五四运动之后,于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提出了“废孔学”“废汉字”的主张。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甚至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提出:“废汉文之后”,“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出speranto(世界语)”。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言论,而且把汉语和汉字混为一谈,分不清语言和文字的区别,在学术上是错误的。因而受到了陈独秀的批评。陈独秀指出,语言和文字“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绝不能混淆,所以,是“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语言乎”还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书之”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支持。钱玄同也接受陈独秀的意见,一同倡导国语罗马字,开始了国语罗马字运动。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汉字改革专号》,采用罗马字的呼声达到高潮,国语罗马字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钱玄同发表《汉字革命》的论文,否定汉字,说“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为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所以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惟有响响亮亮的说汉字应该革命!如此,则汉字改革的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他不满足于注音字母,认为“汉字根本改革之根本改革”应该采用罗马字母。黎锦熙发表《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提出“词儿连书”的问题,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赵元任发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提出了“国语罗马字的草稿”,使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用字母表示音节的声调,不造新字母,不加新符号,并提出了系统的词儿连写规则。
1923年8月,教育部召开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1925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委员和一些语言学者自动组织“数人会”,提出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用于给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与注音字母两相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在国语罗马字运动中,出版了一些读物,如《国语留声片读本》等。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式对照。但是,国语罗马字始终没有走出知识阶层的圈子,没有在社会上普遍推行,它的影响远不如注音字母。
国语罗马字一直在台湾使用,1984年台湾发表国语罗马字修订草案,征求意见之后,于1986年1月28日正式公布,名称为《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改用于《汉语拼音方案》相同的符号标调法来表示声调。
在国语罗马字运动稍后,我国还开展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创制的,其目的是在苏联远东的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今后在条件成熟时,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以解决中国大多数人的识字问题。当时的苏联政府把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华工中扫除文盲也列为苏联本国的工作任务,于是,在苏联的中国******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合作,研究并创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于1929年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引起很大反响。1931年5月,苏联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主席团对中国拉丁化字母的方案进行了审定,并批准了这个方案。
1931年9月26日在苏联海参威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书面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主要内容是:1. 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13条);2. 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规则(包括:①字母,②拼写规则,③写法规则)。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国语罗马字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标调方式上与国语罗马字不同,国语罗马字对于所有的音节都要标声调,而拉丁化新文字规定:原则上不标声调,只是在极有必要或极易混同的情况下才标声调。例如,“买”和“卖”容易混同,“买”写为maai,“卖”写为mai.于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正式开始,这个运动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拉丁化新文字的创制者和国语罗马字的创制者之间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前者叫做“北拉派”,后者叫做“国罗派”。后来他们都发现,两派在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枝节问题上有分歧。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说:“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过后,首先在华工中推行,出版书籍47种,刊印10多万册,许多华工学会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读书写信。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绍到国内。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出版介绍拉丁化新文字的书籍。接着,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后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团体,甚至在海外华人中也成立了这样的拉丁化新文字团体,据统计,从1934年到1955年二十一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团体总共有300多个。
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还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热情赞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其中说:“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 这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一份革命宣言。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亲自写信给蔡元培说:“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必为无数量人也!”毛泽东对于当时新文字运动给以极大的赞赏。毛泽东对于新文字运动是积极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 《Sin Wenz 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字:“切实推行,愈广愈好”,朱德也题了字,朱德的题字是:“大家把实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国去”。
在抗日战争的最紧急年代里,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形成一个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前所未有的群众性文化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不但没有被战争的炮火摧毁,反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结果。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效果很好。据吴玉章说,“延安县市冬学中,不到三个月,就扫除了1500余文盲,他们学会新文字,能写信、读书、看报,收到了很大的成绩”。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直延续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为止。历时近30年。它对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对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马上着手研制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协会设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讨论拼音方案采用什么字母的问题。在1951年,毛泽东就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采用什么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经过了反复斟酌的。毛泽东到苏联访问时,他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的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产生。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个期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了三年的摸索,曾经拟定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这次会议上印发给代表们六种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会议之后,当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报告,他说,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以得到大家都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泽东同意采用拉丁字母,并在中央开会通过。
在中国制定拼音方案的时候,苏联已经不再搞拉丁化,改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有人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在文字上结盟。苏联派到中国的语言学家谢尔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议。据说,苏联的一位副总理来中国访问时,曾经向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两国都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副总理回答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这样,中国才没有采用斯拉夫字母。如果我国当时采用了斯拉夫字母,我们今天使用计算机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中国政府当时在字母选择上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了赞成拉丁字母的讲话。他说,“吴玉章同志的发言讲的很好。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说,汉字是 ‘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的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好的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我们中国历史上,汉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也是这么做的。汉朝和唐朝,都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很强盛的朝代。他们不怕吸收外国的东西,有好的东西就欢迎。只要态度和方法正确,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
此期间,群众中也创制了不少的文字方案,寄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统计资料,从1950年到1955年8月31日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为止,寄来的方案有655个,从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为止,寄来的方案有1000多个,从1958年2月到198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寄来的方案有1667个。群众设计的各种各样的文字方案总共有3300多个。这种创制造文字方案的积极性,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充分说明了语言规划的社会性。
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设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开始设计汉语拼音方案,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6年2月1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这个草案共有31个字母,其中有5个新字母(无点的i;长脚的n;带尾的z,c,s),以便实现“一字一音”,不用变读和双字母。草案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热烈的讨论,甚至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经过一年的工作,于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作为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通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规范化普通话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这个方案吸取了以往各种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特别是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拼音方案的优点,它是我国三百多年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是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拼音方案经验的总结,比任何历史上一个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都更加完善和成熟。
《汉语拼音方案》有如下特点:
只用国际通用的26个字母,不增加新字母;
尽量不用附加符号(只用了两个附加符号);
尽量不用变读;
采用y,w和隔音符号“‘”来隔音;
采用四个双字母zh, ch, sh, ng;
采用四个声调符号来表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
采用拉丁字母通用的字母表顺序,并确定了汉语拼音字母的名称。
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在过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采用拉丁字母来说,它的历史渊源远则可以一直追溯到350多年以前,近则可以说是总结了60年来我国人民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经验。这个方案,比起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确实更加完善。”
《汉语拼音方案》自制订以来,得到迅速的推广和应用。主要有如下方面。
用于给汉字注音:从1958年秋季开始,全国小学的语文课本采用汉语拼音给汉字注音,接着,中学教科书、字典、词典以及通俗读物、扫盲课本也采用汉语拼音注音。《人民日报》等用汉语拼音字母给难字注音。1958年10月,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种商标图样和商品包装上加注汉语拼音字母。邮电局名、铁路站名、气象站名、城市街道名也都使用汉语拼音标注。1982年6月19日国家标准局发布了国家标准《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写法》,规定国内出版的中文书刊在封面、或首页、或封底、或版权页上加注汉语拼音书名、刊名。
用于教学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陆续出版了利用汉语拼音编写的普通话教材、读物、字表、字典、词典,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成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进行全面训练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用于用于字典、词典的注音、排序,书刊的索引。75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采用汉语拼音排序,正文的每一个条目都注上了汉语拼音。
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我国已经有壮族、苗族、侗族、哈尼族、傈僳族、佤族、黎族、纳西族、土族等少数民族采用汉语拼音字母相一致的字母形式。
用于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汉字的领域:《汉语拼音方案》为盲文的点字和聋哑人的手语的制定提供了依据。汉语拼音还可用于手旗通讯、灯光通信中,用同汉语拼音字母对应的手旗讯号或灯光符号来传递信息。在电子计算机输入汉字方面,拼音输入法是一种最为普及的输入方法。
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9月,国务院转发了《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ISO)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决议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世界文献工作中拼写中国专有词语的国际标准,标准号:ISO7098-1982.《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从中国标准发展成为国际标准。
汉语拼音目前还是拼写汉字的辅助工具,不是拼音文字。汉语拼音的应用范围将会越来越广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文字体制的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将来汉语拼音文字能否与汉字平起平坐,或者将来汉语拼音文字能否取代汉字,或者将来汉语拼音能否被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取代,这都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看出其端倪,不是目前能够仓促决定的。 正如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 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汉字的前途究竟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
为了适应社会各个领域应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实际需要,我国从70年****始,就着手研究汉语拼音正词法问题。
早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中,就已经开始考虑到拼音正词法问题。卢戆章在他的《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已经用短横连接音节的方法实行了初步的分词连写。蔡锡勇的《传音快字》一书中,提出了“连书”的概念。沈学的《盛世元音》一书中,还把“连书”与词类问题结合?来讨论,主张按词类“缮写连书”。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等书中,都用不同的方式表示了以词为单位的书写方法。
但是,学者们对于以词为书写单位,还停留在初步的感性认识阶段,还没有总结出一套较为系统的分词连写规则,更谈不上建立正词法的理论。
在民国初年的注音字母运动中,由于这个运动的倡导者只是仅仅用注音字母来给汉字注音,因而对于分词连写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所以,我们可以说,注音字母运动对于拼音正词法是没有什么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