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秋天，团中央机关建立了这样一个制度：团中央书记处的每一位书记至少直接联系一个团支部，作为了解情况和结交青年朋友的一个渠道。1961年11月，北京市团市委为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选定北京大学59级语言专业团支部作为联系点。胡耀邦首先找这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和宣传委员了解情况，问他们：“你们同学中有学习特别专心的吗？”他们回答介绍说：“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做冯志伟的学习特别好，他已经学了英语、俄语、德语和日语，而且达到相当水平，但是好像不特别关心政治”。胡耀邦表示，“我希望找冯志伟同学亲自谈一谈”。

团中央第一书记邀请的消息传给了我，我感到非常激动。1961年11月11日，北京大学团委安排我和其他4名同学一起到住在富强胡同的胡耀邦家做客。晚饭后我们乘公共汽车进城，当时北京的公交车数量严重不足，乘车的人很多，我们没有挤上从颐和园路过北大开往西直门的32路汽车，急中生智，干脆从北大乘车到起点站颐和园，再从颐和园乘车直奔北京市内，当我们赶到富强胡同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胡耀邦还在一直等待着我们，他也等得有些着急了。

我们在会客室坐下，胡耀邦给我们每个同学递上了一个苹果，依次询问我们每个人的姓名、籍贯。

当胡耀邦问到我的时候，他说：“你就是那个学了4种外国语的同学冯志伟吗？你学习那么努力，挨批了没有？”我回答说：“其实我学习只是出于对语言学的兴趣，自己只是想多学点东西而已。”

我原是云南昆明一中的学生，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学习，比同班同学早两年进入北大。1958年，我在一本英文的信息论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关于运用数学方法研究语言的文章，顿时灵感火花四溅，觉得这样的研究有可能为语言在计算机上的处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我想，我的数学基础很好，何不投身到这个领域做进一步的探索？于是，我要求转到语言专业学习，在学校的支持下，我在1959年转入语言专业，一面学习语言学课程，一面学习数学，同时关注国际上运用数学方法研究语言问题的最新进展，当时，国际上把这样的研究叫做“数理语言学”。我对于外语的领悟很灵敏，到1961年底的时候，已经学会了4门外语，而且能够使用这4种外语阅读数理语言学的外文文献了。由于我对于数理语言学有强烈的兴趣，数理语言学是交叉学科，我除了学好语言学的课程之外，还要自学数学和外语等不同的学科，时间比别的同学紧，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关心政治。而当时学校的政治气氛特别浓，不太主张学生读书，我显得有些古怪：明明是学中文的文科学生，一有空就做些数学题，经常还读点外文书，这在当时是很不合拍的。有的同学认为我是在走“只专不红”的道路，对我颇有微词。所以，第一次见面，胡耀邦就已经洞察秋毫，关切地问我，“挨批了没有？”

我坦率地向胡耀邦汇报了自己的想法，讲述了自己学习数理语言学的动机和过程。胡耀邦听后，正色地对我说：“事实将证明你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话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胡耀邦还严肃地回过头来对我们大家说：“外语学习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对外交流，语言是很好的交流工具呀，懂了外语可以扩大眼界。”我们专心地聆听着，默默地思考着，会客室的气氛显得特别肃穆。

接着胡耀邦换了语气，开始和大家轻松地聊天。他告诉大家：“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知识。我在高中的孩子写了篇作文，老师出题目说什么是学生的主要任务？我的孩子写道：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政治水平。”他笑着对我们说，现在不少人对学生的主要任务的认识不很清楚，其实，道理很简单：“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谈话结束时已经很晚了。我们告别了胡耀邦，一路谈论着他的教导，总算赶上了末班车顺利地回到了北京大学。

几天后胡耀邦又邀请同学们到他家做客，并且在院子里和同学们一起照相留影。下面是这张我珍藏了45年的与胡耀邦合影的老照片。到胡耀邦家做客时，我穿着一条双膝打了补丁的裤子，这已经是我当时最好的裤子了。20世纪60年代北大学生的生活还是很清苦的。

从这次谈话后，我学习数理语言学更加理直气壮了。196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数学方法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从此，我走上了研究数理语言学的道路。现在，数理语言学发展成了计算语言学，成为了信息时代很重要的学科，我已经是计算语言学的博士生导师了，可惜胡耀邦同志已经离开我们而去。想起当年胡耀邦同志对我亲切的鼓励和热情的支持，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四十五年前的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不禁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