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8年9月9日（雍正六年八月甲申日），雍正皇帝为使各地方言统一于民族共同语，曾专门作一上谕，至今已267年了：

雍正六年戊申八月……甲申。上御经筵，讲毕，赐大学士、九卿、詹事及讲官等。谕：内阁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必 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而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制，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语音，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 时，唯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见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其敷陈对扬尚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于宣读训谕、审断 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致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知贻误者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语言既皆 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为编氓亦不能明白官长之意。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改易，必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引见殿陛，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于通达矣。

——（清）官修《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七册，第1072至1074页，标点为笔者所加。

读这篇谕文，我们可以感觉到，作为封建统治者的雍正皇帝，就已经对推广民族共同语（旧称官话）有了如下几点认识：

第 一，他注意到，推广官话关系重大。在他看来，“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则“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为官者所用语言能“使人人共晓”乃是“通达民情 而办理无误”的前提条件；若异地任职，不通晓、不使用官话就无法做到“宣读训喻、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即使“身为编氓”，也会因不懂 官话而“不能明白官长之意”，“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总之，他已意识到官话在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

第 二，他认识到，推广官话必须由官员率先垂范。他提出，“内阁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见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其敷奏对扬”不该有 “不可通晓之语”；各级官员被“引见殿陛”时，应“奏对详明”。雍正此见，尤其值得当今领导者借鉴。近日，一些同志对“传统”一词做了诙谐的解释。他们 说，“传统”就是传下去，统起来。传下去，靠教育；统起来，靠政府。我们觉得，这个解释深入浅出，颇有道理。而雍正重点抓了官员的语言规范，说明他已经知道怎样才能把语言“统起来”。

第 三，雍正感到推广官话必须从教育入手，必须在全社会进行。他命令有关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 晓，不得仍前为乡音”。同时，雍正推广官话，并非废除方言，而是要求在执行公务的场合，如陈奏履历，敷奏对扬、宣读训谕、审断词讼和作为“编氓”参与公务 活动等时候，必须使用官话。

第四，雍正认为，推广官话诚然意义重大、任务紧迫，但又是一项长期工程。因此，在讲述了务必通晓、使用官话的道理并提出具体要求以后，他继续讲道：“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改易，必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看来，雍正在推广官话方面是注意了态度积极与步骤稳妥二者相结合的。

两个半世纪以前的旧中国，生产力水平是相当低下的，那时的封建统治者尚能对推广官话的意义、措施具有如此较为正确的认识，而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科学地加强普通话的推广力度就更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因为，“方言集中为统一的民族语言是由经济的和政治的集中来决定的”（马克思，转引自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原载《语文建设》1995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