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香港”“澳门”音译转写形式HONGKONG、MACAU残存着殖民色彩，不符合目前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有关文件的规定。它们都应该改为汉语拼音的拼写形式。“香港”“澳门”的音译转写改用汉语拼音的拼写形式同样符合两部《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建议分步骤修改“香港”“澳门”的音译转写形式。

关键词：国际标准化；香港；澳门；音译



〇 小引


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澳门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主权问题至此解决，但是“香港”、“澳门”的音译转写形式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两特别行政区的区徽上，“香港”拼作HONGKONG，“澳门”拼作MACAU。对于这样的拼写形式，人们首先感觉到的是语音不对应——HONGKONG与“香港” 二字的北京音不对应。2003年10月7日，南方的一家报纸报道，有小学生对着HONGKONG念“红空”①。MACAU则不仅与“澳门”二字的北京音不对应，就是与粤方言的语音也不对应——它对应的根本不是“澳门”这两个汉字。

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出版《香港地图》、《澳门地图》。“香港地图”下附HONGKONG DITU，威妥玛式的HONGKONG加上汉语拼音的DITU，显得不伦不类；“澳门地图”下附MAP OF MACAO，英文MACAO和葡文MACAU是澳门音译转写的拉丁字母异体词，容易使人误以为是两个地方。

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这样的拼写形式不符合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有关文件的规定，残存着殖民主义的色彩。


一、“香港”“澳门”音译问题的由来


“香港”、“澳门”现在的拉丁字母拼写形式是历史遗留的产物。

汉字是“字形－音节－意义”三位一体的，截止到1913年注音字母之前，我们中国在有书面文化三千多年的历史中，没有创造出一套字母给汉字注音或者标记汉语。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最早溯及到意大利威尼斯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口述，若斯提吉洛（Rustichello）记录整理，1298年成稿的《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用拉丁字母拼写了若干中国地名。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22—1610年)在北京出版《西字奇迹》，这是第一个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第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人称“利、金方案”。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19世纪80年代（清光绪年间），英国人在中国开办邮政业和电报业，他们不可避免地要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这种拼写形式被称为“邮政式”。“威妥玛式”和“邮政式”之间只有少量音类拼写形式不同，大部分拼写都相同。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当时称《江宁条约》），《条约》第三条说“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限于资料条件，我没有看到《南京条约》的英文本，推理起来，《南京条约》的英文本提到“香港”时用的应该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拼写形式，对应的语音是汉语的粤方言的读音(广州音［hœŋ koŋ］)，这一拼写形式又被后来的“威妥玛式”和“邮政式”继承下来。

“澳门”的MACAU其来源复杂得多。在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内地的报纸对MACAU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为“泊口”的讹音 。1535年(明嘉靖十四年)， 前山寨都指挥黄庆请上官蕃移泊于濠镜，命名叫“泊口”，葡萄牙人误听为MACAU。另一种说法是，1533年，葡萄牙人在妈阁庙附近登岸，问当地人这是什么地方，当地人回答说“妈阁”，葡萄牙人听成MACAU，并把这个小地名当成大地名，到了英文里，MACAU又成了MACAO，回到汉语里，反成了“马交”(广州音［ma?kau］②。这种“答非所问”导致“误会”的情况，在两种语言初接触时是常常发生的。例如英国人称广州叫Canton,是把大地名的“广东”当成小地名的“广州”。再如；英国人到澳洲见到袋鼠，问当地人“What is that”，当地人说［／kæŋgә／ru：］(听不懂)，而英国人误以为这动物就叫［／kæŋgә／ru：］，于是澳洲土语的“听不懂”就成了英语的“袋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周振鹤教授不同意这些说法，他认为，MACAU和MACAO都对应于“妈滘”，“滘”和“澳”都是“港湾”的意思③。但是周文没能科学合理地解释“妈”和“滘”之间的语义关系。以上种种说法，无论哪种说法符合历史事实，在“MACAU是外国人给起的洋名字”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1925年，著名学者、诗人，民主战士闻一多在美国写了组诗《 七子之歌》，发表于《现代评论》1925年第2卷30期上。“七子”之首即澳门。诗曰：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这首诗经当代作曲家李海鹰谱曲，由澳门培正小学的学生容韵琳领唱，在中央电视台播出(1998年的电视系列片《澳门岁月》，1999年春节联欢晚会)，其后引起了广泛传唱。现在，“儿”已经“回来”了，但“儿”的名称还拖着一个洋外号MACAU，闻一多先生于九泉之下会作何感想?④


二、“香港”、“澳门”音译的汉语拼音拼写形式


“香港”的音译应该改为XIANGGANG(首字母大写：Xianggang)——语音标准按照“中文字的普通话读音”，拼写形式改用汉语拼音的拼写法。从语言学上说，《汉语拼音方案》的科学性是威妥玛式、邮政式等旧拼法无法比拟的；从政治上说，威妥玛式、邮政式都是外国人的越俎代庖，根本没有征求中国政府和学者的意见，《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学者自己设计并且经中国政府批准的方案；从法理上说，前者没有文件依据，后者有多份国际文件的支持（见下节）；从长远观点看问题，随着香港人学习普通话积极性的高涨和推广普通话工作在香港的开展，香港人对“香港”的发音必将离HONGKONG越来越远，而离XIANGGANG越来越近，最后将完全按普通话读音发音。无论从哪方面看，HONGKONG都应该改为XIANGGANG。

MACAU应该改为AOMEN(首字母大写：Aomen)，以恢复它的“澳门”的“真名姓”。

“香港”、“澳门”的音译转写还要注意连写。目前HONGKONG连写、分写比较随便，区徽作连写，而很多报刊分写；香港的邮票上HONG KONG大多数分写，连写的很少。MACAU倒是一律连写。“香港”“澳门”的音译在改用汉语拼音后，应该根据《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国家语委公布，1996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为国家标准，GB/T16159－1996)和《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1984年)加以连写，分别写作：Xianggang (全大写：XIANGGANG)、Aomen(AOMEN)，而不是Xiang Gang(XIANG GANG)、Ao Men(AO MEN)。其缩写形式是XG、AM⑤，而不是X.G.、A.M.。因为“香港”“澳门”是作为行政区域名称的一个整体概念，而不是“专名+通名”的具体地名“香/港”(并不是某一港口的名称，尽管“香港”区域内有港口)、“澳/门”(并不是叫“澳”的“门”)，正如“黑龙江”作为省名要拼作Heilongjiang(HEILONGJIANG；缩写：HL)一样。


三、修改“香港”、“澳门”音译的法理依据


1958年2月11日，中国的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从这一天起，《汉语拼音方案》成为中国的法定拼音方案；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汉语拼音方案》由中国的国家标准逐步发展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1978年9月26日，中国国务院批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外交部和中国地名委员会联合提出的《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国务院的批示指出：“改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法，是取代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消除我国人名地名在罗马字母拼写法方面长期存在混乱现象的主要措施，望各部门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1978年12月1日，中国外交部通报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代表机构 ：从1979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外交文件译文将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

1995年12月，李岚清副总理说：“《汉语拼音方案》在帮助识字、推广普通话以及中文信息处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汉语的国际标准。”⑥

1997年12月，在北京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许嘉璐副委员长（时任国家语委主任）所作的会议的主题报告指出：“《汉语拼音方案 》作为国家标准和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国际标准，具有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和深厚的群众基础。”⑦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该法第五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第十八条：“《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

1977年9月，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地名拼法的决议》。该决议说：

“会议认识到《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法定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中国已制定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注意到《汉语拼音方案》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用于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法是最合适的；中国已出版了汉语拼音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汉语拼音中国地名手册》（汉英对照）等资料；《汉语拼音方案》已得到广泛应用，考虑到在国际上通过适当的过渡时期，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是完全可能的。建议：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法的国际标准。”

1979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发出通知：“1.从1979年6月15日起，联合国秘书处采用‘汉语拼音’的新拼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中 转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从这一天 起，秘书处起草、翻译或发出的各种文件都用‘汉语拼音’书写中国名称。(例略——引者)2.在汉语拼音的地名写法还没有看惯的过渡期间，初次出现于文件中的时候可以把旧写法注在括号中，例如：Beijing(Peking)、Nanjing(Nanking)、Guangzhou(Canton)、Xiamen(Amoy)、Xizang(Tibet)、Huanghe River(Yellow River)、Changjiang River(Yangtze River)、Zhujiang River(Pearl River)。”

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出7098号文件 《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 该文件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2月11日)正式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被用来拼写中文。转写者按中文字的普通话读法来记录其读音。”

此外，1979年，美国内务部地名局宣布对中国的地名采用pinyin(国外对《汉语拼音方案》的通行称说，下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地名常设委员会决定采用pinyin拼写中国地名；从1980年1月1日起，国际电信联盟对我国的电讯局名采用汉语拼音⑧；1998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决定改用拼音，准备以三年时间，花费几千万美元，把馆藏70万部中文图书的编目全部改成拼音⑨。


四、对几个似是而非说法的辨析


有人以为香港、澳门是“特区”，可以特殊。然而香港和澳门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并不是联合国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特别行政区”，在执行联合国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件上没有任何特殊性可言。“香港”和“澳门”的音译按照汉语拼音来转写，才符合联合国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件精神。

有人说，HONGKONG是英文，MACAU是葡文，不是汉语拼音；两《基本法》都在第九条规定特区的官方语文除使用中文外，还可分别使用英文或葡文；又都在第十条规定两行政区的区徽上分别有英文“香港”或葡文“澳门”。这个说法也不对。两《基本法》只是规定了两区区徽分别有英文“香港”或葡文“澳门”，并没有规定英文“香港”或葡文“澳门” 的具体拼写形式。请注意，1979年6月15日的联合国秘书处的“通知”精神适用于包括英文、葡文在内的“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也就是说，不要说在香港的英文，在澳门的葡文，就是在英国、美国，在联合国的英文，在葡萄牙的葡文，以及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越南文、土耳其文……一切拉丁字母文字，一切地域和领域，转写“香港”、“澳门”都要拼写作XIANGGANG、AOMEN——这是最大的国际组织规定的。汉语拼音拼写的中国人名地名，在中文系统中是中文的一部分；在进入“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以后，身份就发生了变化，进入英文，它就是英文，进入葡文，它就是葡文，进入什么语文，它就是什么语文——它们是某种外文的外来词，正如用汉字转写“曼彻斯特”(Manchester)“里斯本”(葡文Lisboa,英文Lisbon)一样。“曼彻斯特”“里斯本”是中文，不是外文，它们是中文中的外来词(音译词)；同样道理，XIANGGANG、AOMEN也分别就是英文或葡文，或其他语文，它们是这些拉丁字母文字中的外来词。换句话说，英国人看XIANGGANG，葡萄牙人看AOMEN，和我们中国人看“曼彻斯特”、“里斯本”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从语言文字学上说，这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既然XIANGGANG、AOMEN也是英文、葡文，那么，采用这种拼写形式也同样符合两《基本法》关于特区语文的有关规定；同时，也只有这种拼写形式才符合李岚清副总理和许嘉璐副委员长所说的“国际标准”，而且它们还是“无可代替”的拼写形式。

有人说，两特区《基本法》第五条都有“五十年不变”的规定。是的，是有“五十年不变”之说；但是，那是指“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不包括“语言文字”。如果这一规定精神包括“语言文字”，那么香港原来以英文为官方语文，澳门原来以葡萄牙文为官方语文，两《基本法》都在第九条规定中文为第一正式语文，英文或葡萄牙文为第二正式语文，这本身就是“现在”在“变”，哪里是“五十年不变”？香港、澳门回归以后，学习普通话的热潮渐渐高涨，简化字也在一些报刊出现，香港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已经改用中文审理案件，这语言文字使用状况不是在“变”吗？再说，语言文字根本不存在阶级性问题，哪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分？中国语言学界经过20世纪50年代初对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学习，彻底清算马尔学说的谬论，在“语言和文字不属于上层建筑，没有阶级性”上已经达成了共识。《汉语拼音方案》在20年前成为国际标准，它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什么“主义”也不是，它是全人类的交际工具之一。所以，“五十年不变”并不包含语言文字的“不变”，并不支持“香港”、“澳门”的音译转写的“不变”。


五、“香港”、“澳门”的音译转写修改与否的政治意义


香港、澳门沦为殖民地和“香港”、“澳门”的旧的音译转写都是由中国历史上政治腐败、经济贫弱和科学落后造成的。现在，香港、澳门先后回归，全世界的炎黄子孙欢欣鼓舞；但是“香港”、“澳门”在音译转写上残存的殖民主义色彩，是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所不能接受的。

从1975年到80年代初，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转写中国人名地名的国际标准是中国代表在国际组织会议上提议，并且在会议上获得通过的(当初来之不易呀!)，这不仅说明了《汉语拼音方案》在语言学上的进步，也体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作为国际文件的提议国，中国理当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并积极推行，使这些文件得以贯彻落实。而现在，“香港”、“澳门”的译音转写在国际上开了一个不采用汉语拼音的先例，国际社会难免产生疑惑：中国是不是要放弃自己当初的提议?这样一来，就会降低中国的国际信誉，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在政治上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总之，“香港”、“澳门”的音译转写是关系到国家尊严和民族感情的严肃的政治问题，也是体现国际组织文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问题。


六、关于修改步骤的建议


香港、澳门回归以来，两个特区的人学习普通话的热情高涨，有关的出版物（书籍、刊物、音像资料、光盘）数量大增，各类培训班开办红火。建议港澳的语言学者一方面继续推广普通话，另一方面积极撰文，在大众媒体上把“香港”、“澳门”音译转写的来龙去脉和修改的必要性说清楚，使香港、澳门的民众对修改拼写有心理准备。这是官方举措出台之前的先期准备工作。

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适当时机对两部《基本法》第十条关于区徽上分别有英文“香港”或葡文“澳门”的规定就拼写形式作出解释，根据国内、国际文件明确规定采用汉语拼音。其中修改“澳门”的拼写在时间上更为迫切。

“香港”、“澳门”音译转写的更改可以参考联合国秘书处的做法，“在汉语拼音的地名写法还没有看惯的过渡期间，初次出现于文件中的时候可以把旧写法注在括号中”，例如XIANGGANG(HONG KONG)、AOMEN(MACAU)；区徽由于要简洁，所以只能用一种拼写形式，那就是汉语拼音的形式。


注释

①转引自武志兰《请郑重地称其为“香港”》，《齐鲁晚报》2003年10月9日A3版。

②《齐鲁晚报》1999年10月31日12版；《齐鲁晚报·今周末》1999年年12月17日45版；《济南时报》1999年12月17日23版。这些地方性的晚报关于澳门的文章大体来源于新华社文稿。

③周振鹤《“澳门”与“Macao”得名缘由》，《辞海新知》第二辑，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6月。

④地图出版社1977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汉语拼音版，1988年出版该地图集的英文版。XG、AM是笔者根据这两版地图集对中国其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名称的汉语拼音字母缩写形式而仿造出来的。

⑤附带说明：闻一多诗中的“乳名”用 词不当，“乳名”相对于学名，二者相当于口语所说的“小名”和“大名”，如果把“澳门”说成是“乳名”，那么，MACAU就成了“学名”、“大名”，这是说不过去的。我的看法，“澳门”不是“儿”的“乳名”，而是“儿”的“本名”，MACAU是外国人强加给“儿”的外号。“儿”已“回来”，“儿”的外号也该送进博物馆了。

⑥《人民日报》1995年12月26日刊载李岚清的讲话；该报这一天的社论也有类似的语句。

⑦《语文建设》1998年第2期刊载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主题报告。

⑧曾世英《采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我国地名作为国际标准的进展情况》，《语文现代化》1983年第2辑(总第七辑)，知识出版社(上海)1984。曾世英先生是著名地图专家，曾经担任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研究所所长。

⑨周有光《拼音字母是大家公用的注音符号》，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61期(199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