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姓名一般由姓氏和名字两个词构成。《汉语拼音正 词法基本规则》也因此规定以来写成两个词，每个词开头大写。例如“毛泽东”、“朱德”、“欧阳海”、“欧阳荐枫”分别拼写成“Mao　Zedong”、 “Zhu　De”、“Ouyang　Hai”、“Ouyang　Jianfeng”。其中“欧阳”双音节构成的一个姓氏，叫做“复姓”；“泽东”和“荐 枫”是双音节名字。然而，正词法没有考虑怎样拼写下面3种两个姓氏构成的双姓情况：
（1）生父姓氏+继父姓氏。这种双姓是可以传代的。例如，浙江桐乡有“陆费”双姓，后代有清朝湖南巡抚“陆费恩洪”、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伯鸿”。
（2）丈夫姓氏+父亲姓氏。这种双姓的后面的姓氏是不能传代的。在中国香 港保留这样的习惯：女性结婚以后在自己姓氏前面添加丈夫姓氏，例如“冯富珍”跟“陈”姓氏男子结婚以后叫做“陈冯富珍”。这个姓名应该是3个部份构成： “陈|冯|富珍”，拼写成3个词“ChenFengFuzhen”。这是用妻子身份体现对丈夫和公爹姓氏的重视，结果是包括汉字全家都是同一姓氏开头。“郑张尚芳”是中国内地学者，曾经被国外学者根据香港这个姓名习惯，误会成已婚女士，用“she、her”来引用“郑张尚芳”的论文。
（3） 父亲姓氏+母亲姓氏。这种双姓的后面的姓氏也不能传代。这是20世纪末期以来出现的姓氏现象。原因有3个：第一，人口控制导致夫妻双方长辈重视孩子命名； 第二，妇女地位提高，妻子能够实现姓氏延续到后代的愿望；第三，口语交流需要提高姓名的区分程度。这是用孩子身份体现对孩子妈妈和外公姓氏的重视。例如湖 南师范大学本科生“朱凌青青”，她认为自己还是姓“朱”，熟人叫她“青青”，也不是“凌青青”。如果考虑跟传统的祖传姓氏接轨，可以考虑把单代双姓区分成 主姓氏和副姓氏。拼写的时候分开写，例如“朱凌青青”写成“Zhu　Ling　Qingqing（朱|凌|青青）”。如果父母本来都是祖传复姓，就可能出 现“司徒欧阳嘉丽”这样的姓名，可以拼写成“Situ　Ouyang　Jiali（司徒|欧阳|嘉丽）”。这样就跟祖传复姓例如“Uouyang（欧 阳）”的拼写区分了。
双姓和复姓又可以转化。复姓本来只是两个音节构成：司马相如、诸葛文森、上官云珠、公孙景茂、司徒美堂、东方既白。问题是“双姓”使用者有的自己愿意当做单代临时“复姓”来用。例如，“郑-张尚芳”。他是一个语言学 家，他解释了自己姓名的来源和结构：我本来叫做“郑祥芳”，由于经常跟同学姓名相同，就在姓氏后面增加了母亲的姓氏“张”，叫做“郑-张祥芳”，后来根据 自己的笔名“尚芳”，改成“郑-张尚芳”。这是口语交流提高区分能力的需要组成的。但是，“郑-张尚芳”认为自己的姓氏是“郑-张”，拼写是 “Zhengzhang　Shangfang”。我们建议开始可以拼写成“Zheng-zhang　Shangfang”。当然，假如“郑-张尚芳”的后 代继承“郑-张”姓氏使用下去，也可以使它升格成历代祖传复姓。
由于汉语一直囫囵吞枣地实行字式书写就掩盖汉语姓名中以上不同情况。
古代 中国妇女没有地位，妇女甚至没有正规的姓名。一直到封建社会结束，妇女去世以后，墓碑上记载的只是丈夫的姓氏加自己的姓氏，例如20世纪前期去世的“彭母 黄氏”。还有“罗门朱氏夫人”或者“罗朱氏”等名称，其实都不是妇女的姓名或者当面称呼，只是妇女的一种背面指称。香港妇女结婚以后加丈夫姓氏做姓名，跟 这个不同，但是跟这个现象残留的丈夫中心主义是一致的。
我们应该创新姓名文化，从姓名领域促进语言现代化。允许汉语姓名突破传统的3个音节的主流格局，允许人们使用父亲和母亲（前后位置也自由）的姓氏构成双姓，鼓励双姓继承使用。这样不仅有利于区分中国众多的国民的 名称，也有利于平衡独生子女的父母亲属系列的心理问题。至于后代延续添加的母亲姓氏，当然不可能永远叠加延续，因为那样太长了，会影响交际效率。人的名称 长短应该保持一个合适的可以自由伸缩的长度。目前的中国人的名字普遍是3个音节，在中国10多亿人口的背景下，跟英语、俄语等语言的姓名相比太短了。谭汝为在 《今晚报》2010-10-26发表文章支持这种音节多的汉语姓名，认为就像电话机多了就把电话号码升级延长数码长度一样，给汉语姓名避免重复创新观念， 寻找新途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还鼓励大家为了避免“陶王（逃亡）”这样的语音对立的双姓，采用采用“单音姓氏＋三音名字”的方式，例如“齐聪颖蕙、齐 乐融融”等。问题是3个音节的名字在汉语中很少用。这样是否会产生双名“齐|聪|颖蕙”或者“齐|聪颖|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