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为按】著名社会历史学家李世瑜先生，2010年12月29日上午7时30分因病不幸去世，享年89岁。 李世瑜先生是我素所钦仰的师辈，在多年学术交往中成为忘年交。谨以此文悼念先生。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李世瑜，1922年2月出生于天津，先后毕业于辅仁大学社会学系和研究院人类学部，1948年获硕士学位。1982年获美国亨利•路斯奖金，并荣获终身“路斯学者”称号。曾在辅仁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教学杂 志社、天津古籍出版社等单位任职，兼任美国宾州大学、日本学习院大学客座教授。曾应邀到美国、日本、加拿大、英、法、俄、爱沙尼亚、保加利亚等国讲学。从 1940年开始，李先生以田野工作方法调查研究民间秘密宗教及结社，后又旁及人类学范围内所属相关学科，如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方言学、方志 学、文献学等。著有《现代华北秘密宗教》《宝卷宗录》《天津的方言俚语》《社会历史学文集》等，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7 年，李世瑜先生出版《社会历史学文集》时，学界三位老人为之撰写贺联。傅学玉撰联：“落笔多创意，有文辄拓荒。”侯振鹏先生撰联：“民间教门，独辟蹊径； 社会历史，别出新裁。”任秉鉴撰联：“天津卫六百载，粮鹾懋迁，乃成都市，谁当拓荒者？端看一片方言岛；渤海湾五千年，沧桑演变，终是良田，全归造化工， 赖有三条贝壳堤。”——对李老学术贡献之总结，言简意赅，鞭辟入里！
年近九旬的李世瑜先生在文史诸多领域开展研究的重要贡献，我们总结其学术成就，探研其治学方法及特点，对于天津地区学界后人，当大有裨益。
一、李世瑜先生在天津方言研究上的卓越贡献
李世瑜先生于1941-1948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曾师从著名方言学专家比利时人贺楼登崧（Grootaers） 研习语言学理论。对天津方言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深入、独到而开创性的研究。方言学研究只是世瑜先生科研大厦中的一个楼层，但在这个领域其四大贡献令人瞩目——首创“天津方言岛”学说，确定“天津方言岛”成因，寻觅到“天津方言”的根，推出天津方言研究的力作。
（一） 首创“天津方言岛”学说。天津人都知道，杨柳青、咸水沽一代人说的话，似乎很“隔色”。在天津这地界儿，似乎有这么一条无形的线，线的这头儿是“您 （ní）了这（jiè）是干（gǎ）嘛（mà）呀”的天津话，一脚迈到线那头，就好像到了外地。李世瑜先生出生在天津西头梁家嘴。从小他就发现：家中佣 人，街巷上做小生意的，卖青菜、卖西瓜的，掏粪的……都不说天津话。他们不是说杨柳青、静海话，就是说咸水沽话，要么就是说武清、白洋淀那边的话。他还发 现：天津人的口语用词儿，大多与课本、书报上的不一致，在字典上也查不到。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初，李世瑜就开始搜集记录这些土话。他发现，天津方言与附近 地区的方言有许多差别，住在市区的人到郊区去，走不太远的一段路，就会发现语言变了。
根据天津方言在语调上的特点，李世瑜 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行实地调查。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近郊的近200个村庄，找到近100位发音人，记录下他们的语音，查清了天津方言的“等语线”，最 后绘制出《天津方言区域图》。天津方言区域呈倒置的三角形，以天津旧城为中心，东南西三面被静海方言包围，北面则是北京方言和冀东方言的过渡区。
李 世瑜先生试图用方言岛理论对天津方言进行调查研究。所谓方言岛，就是因大批移民，使外来的方言势力占据了原某方言区的一片地域，形成被原来方言区域包围着 的独立的犹如孤岛的新方言区。说天津话的地区就是一座典型的方言岛，它的底边距旧城北约l公里，尖端距旧城南约22公里。由于确定了天津地区四面八方的语 言分界线，画出了《天津方言区域图》，使“天津方言岛”的学说得以确立。
（二）确定“天津方言岛”之成因。天津方言岛是怎 样形成的呢？在天津民间流传着“燕王扫北”的故事。明代朱元璋称帝后，封了很多藩王。四子朱棣握有重兵，且屡建战功，故遭朱元璋忌惮。为削弱他的实力，朱 元璋封朱棣为燕王，让他带领大批老弱残兵到北京、天津一带戍边。燕王朱棣不但扫北得胜，还把他从家乡安徽带来的士兵安置在天津地区戍边屯垦。朱棣夺取帝位 后，为天津赐名，设立了天津卫。史书载：“明初有戍天津者，因家焉”（《天津县新志·汪来传》）；“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 闽、广、吴、楚、齐、梁之民”（《天津卫志·毛恺德政碑》）。这说明：明初天津人口的主要构成是“军事移民”。这些移民实行军事建制聚居，“家庭承袭，邻 里相望”，形成相对牢固的“语音社区”，于是，具有低平调的江淮方言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在燕王扫北前后，苏皖地区不断有移民到天津地区，江淮人逐渐占压 倒优势，天津方言岛因以形成。而从山西或其他地方定居天津的移民，由于不是大批迁徙，加之散居，无论操何种方言，几十年后即被当地方言同化。

（三） 寻觅到“天津方言”的根。为了弄清天津话的“母方言”究竟在哪儿？上世纪80年代，年逾花甲的李世瑜先生先后两次南下，开始了天津方言寻根之旅。他先后来 到苏北和皖北23个市县和村镇去考察。在南下绕江淮及高邮湖、洪泽湖地区跑了一圈后，天津方言的“母方言”似乎还在云里雾中。李世瑜决定再到安庆寻访，在 从徐州乘火车前往安庆的途中，却有意外收获。火车车厢拥挤，李世瑜和很多人一样是“站票”。火车过宿州后，李世瑜身边的两个人因抢座吵起来。一口纯正的天 津话，从两个人嘴里硬硬地甩出来。李世瑜以为碰到了老乡，便劝架说：“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别吵了。”抢座的人眼眉一立：“嘛！嘛出门在外！我，我就这儿 的。”一句话，让李世瑜大喜过望，决定不去安庆，跟着这两个人下了火车。下车这站叫固镇，在蚌埠北48公里处。到了固镇火车站，李世瑜似乎回到了天津，因 为充斥双耳的都是天津话。因为操同种方言，车站茶摊老掌柜和他们相谈甚欢。录音带记录着当时一段精彩对话。“两位同志，你们哪儿人哪？”“您听我们是哪的 人？”老人迟疑一下：“听你们的口音是本地人，可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啊？”原来，固镇来来往往的人都要经过这个车站，老掌柜差不多都认识。老掌柜告诉李世 瑜，固镇属于宿州市，宿州市距离固镇45公里。李世瑜立即马不停蹄赶回宿州。历经数月调查，天津方言的“母方言”终于浮出水面——天津话来自以宿州为中心 的广大的江淮平原。
（四）推出天津方言研究力作。 2004年，李世瑜先生《天津方言俚语》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一部分“天津方言俚语概论”由10篇专题论文组 成，将方言理论和实际语用相结合，涉及天津方言定义、方言岛、语源考察、比较研究、后缀方言词、有音无字问题、方言成语的借字、谐音和借用、方言创新、特 殊读音等内容，几乎囊括了天津方言研究的基本方面。开掘深入，语料详实，结论中肯。该书第二部分是“天津方言俚语选辑”分别选辑天津方言词汇、成语、谚 语、歇后语1000多条。这部集大成的著作，当之无愧成为天津方言研究的代表性专著。
著名语言学家马庆株教授为拙著《这是 天津话》所写序言指出：“老辈学者李世瑜先生对天津话研究有开创之功。”天津方言研究团队包括王嘉龄、李行健、刘思训、韩根东、杨自翔、谭汝为、国赫彤、 张旭、石锋、崔建新、马秋武等先生，可谓人才济济，硕果累累。但在这个研究领域，筚路蓝缕的开创者，研究成就之最高，贡献之最大着，当属领军人物李世瑜先 生。
二、李世瑜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年近九旬的李世瑜先生，在文史诸多领域开展研究做出重要贡献，总结其学成就，探研其治学方法及特点，对于天津地区学界后人当大有裨益。
从1940年开始，李先生以田野工作方法调查研究民间秘密宗教及结社为开端而走向学术殿堂，其不间断的学术生涯长达70年； 而这种孜孜不倦的研究，是在“八小时之外”进行的。其学术研究时间之长，研究条件之艰难——在天津乃至海内外学界，极为罕见。李老学养深厚，治学严谨，贯 通中西，涵盖今古，究其原因，除先生天资聪颖，勤奋治学之外，更得益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治学路径。其社会历史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研究范围广博。李老堪称“学术杂家”。其学术研究旁及人类学范围内所属相关的多种学科，如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方言学、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戏曲学、版本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另外，在民间文学、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地方史、文物、地名、昆曲、曲艺、相声等方面也进行了深入而饶有成果的探讨。
（二）研究成果厚重。李老著有《现代华北秘密宗教》《宝卷宗录》《天津的方言俚语》《社会历史学文集》等专著，发表研究论文近百篇。“落笔多创意，有文辄拓荒”，在海内外学界颇有影响。
（三）研究经历奇特。李世瑜先生孜孜不倦的学术研究，始终是在“八小时之外”进行的。如此艰难的研究条件，却取得令人瞩目的科研硕果——这在天津乃至海内外学界，可谓凤毛麟角。而这种独特的人生际遇和学术经历，可谓“传奇教授”。
（四）研究方法创新。李世瑜先生是学人类学出身的。人类学属于综合性学科，其学科性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冶于一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体现在：
1. 擅长“打通”的综合性——李老在以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为主的基础上，把西方学界的社会学、考古学、方言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与历史学交叉起来，综合运用。
2. 求真务实的实证性——李老在注重历史文本（典籍、档案、文献）的同时，更重视田野调查、社会考察和民间采风，强调以实地调查为主，从而获取丰富、鲜活、典型的第一手资料，作为立论的依据。
3. 重视强调方法论——李老十分重视方法论，他的《社会历史学文集》，列为第一栏目的，就是阐述方法论的7篇重头论文。李老撰写的文史资料强调“三亲”，即亲 历、亲见、亲闻。他主张研究者要走出书斋，走近“下层社会”，对于散落民间的资料、记忆，要善于挖掘、寻找、访问，就是善于“挖宝”。
4. 求真务实不盲从——1945到1948年，在北京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院读书时，从语言学家、比国神父贺登崧教授开展研究工作。李世瑜先后两次随贺登崧教授赴万全、宣化开展方言田野调查。经过反复思考，李世瑜认为：贺登崧教授那套办法是外国人研究另一国方言的办法，但中国人在研究本国方言时用不上。为此，师生二人常争吵得面红耳赤，最后分道扬镳，各行各是。
李 老探求真理重实践，独立思考不盲从，敢为人先求开拓——这种求真务实精神，难能可贵！李老在长篇论文《社会历史学之理论与实践讲稿》的结尾，语重心长地指 出：“社会历史学这套方法论是不胫而走、势在必行的，许多人已经在走着，行着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这样做，诚如斯，‘史学危急’于我何有哉！”通过这 次专题研讨会，我们总结李世瑜先生倡导的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并加以推广和弘扬，必将嘉惠学林，垂范后昆。
参考文献：
（1）李世瑜《天津的方言俚语》，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2）李世瑜《社会历史学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3）李世瑜《穿月斋社会历史学辑稿》，天津市建筑志愿者团队编《天津记忆》第49 期，2010-5
（4）谭汝为《这是天津话》李世瑜序言、马庆株序言，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