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通讯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六十八期】通讯

发布: 2015-12-03 10:28 | 作者: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 | 查看: 3828次

语 言 的 拐 点          唐发铙

 

英语的世界霸权地位并不巩固。

苏联东欧的变天曾使美国独霸,从而吹响了全球英语热的号角;随后中国的“独尊英语”“全民学英语”更是极为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的英语普及,使英语二十几年来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这当然使美英等国窃喜不已。

但是,英语的霸权至今并没有完全确立。20046月美国国防部召开由美国政府,企业,学术界和语言协会领导人参加的国语言大会。美国国会前议员李奇·拉西欧(R ich Lazio)在“全国语言大会”上指出,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英语的全球化,说英语的人仍然是少数。

英国统治印度时处心积虑地迫使印度使用英语,且印度本身存在互不通用的众多语种,使印度的英语推广毫无阻力,但英国以及印度精英几百年的努力并无效果,最近,印度国家知识委员会承认,不到1%的印度人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据印度《经济时报》2011年4月9日报道:由全球语言培训公司“英孚教育”收集的2007年至2008年44个国家共240万人的数据表明,中国人英语的熟练程度超过了印度,这大大超乎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印度的意料,也迥异于中国精英长年累月向我们灌输的印度的“英语神话”。这项研究。许知远在《加尔各答的乌鸦》(2011年4月16日发布在“凯迪社区”)一文中,表达了对印度的极其失望,写道:“教育的失败也随处可见——尽管英语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大多数出租车司机完全听不懂任何英文单词。”笔者2011年3月曾游历印度,也感觉到印度民众的英语水平普遍不高,而印度的国语——印地语,逐渐克服了众多语种的互不沟通,几乎成为了全印度的通用语。
日本曾被美国占领,日本政府日本精英要想推广英语可以说易如反掌。可如今,日本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劣势英语”国家,日本大学中的英语甚至不是必修课程,但这并不妨碍它取得过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地位。日本的益川敏英是个仇恨英语、篾视英语的英语盲,可就是他,获得了200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长期以来,国内主流学术界及主流媒体主张不学英语就不能学习先进科技、便不能同世界接轨。看来并不能使人信服。
新加坡曾长期是殖民地,虽然当地华人占多数,但一直以来当局坚定执行英语第一的政策。结果是造成民众的英语水平不高、华语教育深陷困境、双语教学处境尴尬的局面。温庆霖在《对新加坡华文困境的思考》一文中说:“因为过分注重不协调的双语政策,导致了中文华社最终的没落。”“双语政策的实施本来就相当困难,要在那么困难的环境底下加重学习的负担,更是难上加难。对于这点,的确毋庸置疑。”(2011年6月3日http://www.zaobao.com/yl/yl110603_001.shtml)新加坡的语言何去何从使精英们心急如焚。
 俄罗斯发出“保卫俄语就是保卫俄罗斯”的呼声(《环球时报》2009年8月3日第15版)。总理普京对俄语的热情更是高涨,前几天他访华时对中国举行的“俄语年”活动的旺火深感鼓舞,表示双方将继续推动“汉语年”“俄语年”的活动。他对政治人物不说俄语而说英语十分反感,甚至以此作为逮捕的理由之一。他说:“为什么卡斯帕罗夫先生被捕时,讲的是英语而不是俄语?一个政治人物为其他国家而不是俄罗斯的群体服务,这很能说明问题。”(见《东方早报》2007年12月21日A15版)
英语在国际上炙手可热,可是,在美国本土,尽管不少州执行的是严格的“唯英语(only English)” 政策,但面对西班牙语的日益壮大,英语逐渐丧失地盘。有人用西班牙语谱写美国国歌,准备在演奏国歌时演唱,却触动了时任总统的小布什敏感的神经,他大发雷 霆,并下令严禁。目前如火如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散发的小册子,就有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文本。美国某些州的英语、西班牙语的竞争鹿死谁手还在未 定之天。
在 流行英语的地区,英语呈现地方化趋势,相继出现了法式英语、西式英语、德式英语、俄式英语、新加坡的新式英语、中式英语;恰如历史上拉丁语的分化。尤其是 中式英语,对英语的影响最为深远。“全球语言监督会”主席帕亚克曾对媒体表示,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汉语对国际英语的冲击最大。1994年以来添加的国际英语行列的词汇中,中式英语贡献5%至20%,超过任何其他来源。中式英语的表现有:“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好好学习,天天向上),“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see”(给你点颜色看看),“no three no four”(不三不四),“people mountain and people sea”(人山人海),“No wind, no waves。”(无风不起浪),“If you want money, I have no. If you want life, I have one。”(要钱没有,要命一条),“We two who and who?”(咱俩谁跟谁?)等。很多西方人对“中式英语”表示认可和宽容,他们认为,一些语法上的错误,来自中国独特的语法结构、文化传统和思考方式,充满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某些词汇不仅被英文词典所收录,甚至还一度在民众中流行。如“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就成为了标准英语词组。(2000年就来中国的德国人纪绍融开了一个网站:www.chinglish.de。专门介绍中式英语,有兴趣的人不妨登录浏览。)
    国内,也出现了英语失势的现象。台湾地区的马英九,以蒋经国的英语翻译起家,却在2011年做出果断决定:在对外场合不说英语。据台湾“中央社”报道,马英九2011年2月17日在“总统府”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全程不再用英文回答,而是以中文回答,再由专人口译。
大陆对英语热的怨言越来越高涨。2011年两会的代表委员又一次齐轰“高考必考英语、全民学英语”的教育政策。《人民日报》、《环球时报》越来越多地出现抵制英语热的呼声。
2011年08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载:近日,未通过英语四级的成都理工大学邵周成因毕业论文“有较高学术水准”而被破格授予学位。校方此举受到舆论的欢迎,认为这是对我国学位制度中“外语一票否决”有重大意义的突破。 当然,这一突破仅仅只具有象征意义,而作别全民外语时代才是真正目标。
根据互联网世界数据中心2010年6月的统计,中文语种网民自2000年-2010年增长率达到1277%,目前仅少于英语网民(5.37亿),中文作为互联网第二大语种,在互联网上的话语权大有增强。
2010年12月26日《法制晚报》载:互联网咨询专业提供商The Next Web日前发布了一项统计报告指出,互联网的使用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5年内,汉语将超过英语成为互联网上新的主宰语言。
2011年7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发布了《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指出:2010年全球互联网网民已突破20亿、手机用户超过50亿,中国互联网网民超过4.5亿,手机用户近9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新媒体用户第一大国。
2011年1月27日在瑞士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举办了一场用中文进行的专题讨论会议,这是达沃斯论坛成立41年来首度以中文作为官方分论坛使用的语言,中国派出了由66人组成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参加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中国不断增大的影响不仅限于火车站欢迎布告板上出现的崭新的中文字。中国举行了世界经济论坛历史上首次用汉语普通话进行的专场讨论。(2011年1月28日《华尔街日报》
2011年8月4日的 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上,英语能否继续维持如今地位成为热门话题。国外语言学家对汉语的态度正在改变,承认汉语有可能成为语言霸权。尼古拉斯·奥斯特勒对汉 语特别地加以青睐:“正在逐渐成长起来的、以中国为主导的企业有机会通过汉语实现彼此之间的沟通,不论是用国语还是闽南语,因此汉语第一次获得了走出内 陆、向外拓展的潜力。中国自身也不再疏远在海外谋生的同胞们,这一全新的、更加灵活多变的面貌可能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甚至或许有一天会‘称霸’。” (【英】尼古拉斯·奥斯特勒《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1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
总结:英语的发展已出现拐点,今后仍有可能有锯齿形的上下波动,总的趋势是掉头朝下。
面对如此大势,我国的学术界及媒体又是如何对待的呢?
“双语教学”的研究者们面对双语教学至今未见成效的衰势,仍然强辩:若无政府的行政命令,双语教学便不能取得成功。“研究发现,除非双语教育与政府保持一致,否则它们不会成功。目前我国双语教学实验已经开始,但是,相关的法规还未配套。立法滞后可能会制约双语教学实验的进一步发展。……当务之急是尽快研究和制订有关双语教学的‘条文’,至少应颁布一些地方法规,使得双语教学有法可依。”(王斌华《双语教育和双语教学》第40-4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双语教学”推行者先是冒犯法律实行双语教学,而后又推卸不成功的责任,挟制当局必须制订违背国家法律的“地方法规”。
国内主流学者对汉语国际化努力,从全然拒绝到讽刺打击、到“顺其自然”,依然强硬:
2006年07月20日《东方早报》A15版载王晓熊《正视汉语的尴尬地位》一文:“目前汉语既不必要,也没有可能觊觎英语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注重自身品位的建设,或许是汉语扬长避短的出路之一,非要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与英语争个鱼死网破,恐怕会碰个鸡飞蛋打。”
上海当红学者葛剑雄2007年1月17日在 《南方都市报》撰文,他对汉语不屑一顾,其题目竟是《别指望全世界的人都学中文》。他说:“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再具有像英语曾经有过的地位,中文不可 能。”其吹捧英语贬低汉语的态度竟是如此决绝,令人唏嘘。上海学者周振鹤认为在国际上推广汉语是“自作多情”:“在推广汉语及中国文化时,不用拔高,更不 用自作多情,顺其自然就好。”(周振鹤《解放日报》2011年8月12日第五版)
外国学生前来中国留学,为的是接受汉语文化,但是,上海教育部门正准备向他们推出英语教学:“不少学者指出,汉语目前在世界上仍属‘弱势语言’,用汉语授课使得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困难重重。上海部分高校正在努力推出适合留学生的英语课程。为此,各高校应该更多地吸收外籍教师和‘海归’教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编,《为了上海教育的科学发展——2010上海民主党派教育决策咨询研究报告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10月)需要指出的是,在他们自己举办的调查中,对“对外国留学生施以英语教学”这一选项,教学管理人员及外国留学生一致列为最末项。即:他们最反对的就是对他们实施英语教学。

吴洁敏专著《汉语节律学》喜获大奖

我学会会员吴洁敏所著《汉语节律学》喜获浙江省2011哲学社会科学突出学术贡献奖。该奖要求很高,评审标准的文件规定:突出学术贡献奖著作必须提出新的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观点,对丰富发展或颠覆传统理论产生重大影响,对学科生长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或填补了某一学术空白,是迄今为止该学科领域中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引导学术前沿的学界公认的成果。该书出版10年来,所揭示的汉语节律的四大原创规律,即停延规律、汉语节奏规律、句调群组合规律和九宫调模矩阵,已逐渐为语音学界及相关学科如心理学、文艺美学、翻译学、人机对话、认知科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等领域所采纳应用。据初步统计,引用和评价《汉语节律学》的论著和报道有300种以上,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笑话·人口普查对话】
快下班时接了一个电话,是个女的打来的。“你好,我是人口普查员,请问你家是几口人?”我答:“我家是一口人。”对方:“十一口人?”我说:“不是十一口人,而是一口人。”对方:“啊?二十一口?怎么又变二十一口人了?”我耐着性子说:“你听错了,其实一口人。”对方:“七十一口人?怎么会那么多啊?”我终于爆发了,吼道:“就是一口人!”对方:“九十一口?天哪……”我顿时崩溃……

日语汉字中的“略字”溯源举例    李乐毅

日语汉字中存在不少“略字”(简体字)。这些字有许多在字形上跟中国现行简化字完全相同,或者只有个别的笔画的差异,足以证明它们有着共同的源头,而且是“古已有之”的。例如:
宝、边、变、蚕、称、痴、触、床、辞、带、单、当、党、灯、点、独、断、对、堕、国、号、画、会、机、继、尽、旧、觉、来、礼、励、恋、楼、炉、乱、麦、蛮、猫、窃、湿、实、寿、属、数、双、随、孙、体、条、团、湾、万、献、写、学、医、踊、涌、誉、争、嘱、昼、状、壮……
【这些字的出处,详见拙著《简化字源》(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年),本文从略。】
但是,也有另一些日本“略字”跟中国的规范汉字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仏〔佛〕”、“姉〔姊〕”、“円〔圆〕”、“竜〔龙〕”等 〔括号内的字是包括现行简化字在内的我国规范汉字〕,因而往往被认为是日本人自创的。近年来笔者查阅了一些有关的古籍、碑帖、文物等资料,发现它们的绝大 多数其实也是源自中国的。下面只举部分字例,作为引玉之“砖”。笔者不敢断言已经找到了它们“始见”的出处,所以只在文中略举它们较早“见于”何时何处的 一二例,就正于方家和读者们。
(一) 见于先秦、两汉的:拝〔拜〕:居延汉简、银雀山汉简。遅〔迟〕:汉《礼器碑》。処〔处〕:汉《说文解字》。聡〔聪〕:汉《郑烈碑》。児〔儿〕:敦煌汉简。豊〔丰〕:汉《华山庙碑》。懐〔怀〕:汉《景君碑》。恵〔惠〕:敦煌汉简。労〔劳〕:居延汉简。竜〔龙〕:先秦《晏子春秋》。縄〔绳〕:敦煌汉简。焼〔烧〕:汉《西狹颂》。粛〔肃〕:汉《张纳功德叙》。糸〔丝〕:甲骨文。聴〔听〕:马王堆汉墓帛书。犠〔牺〕:汉《白石神君碑》。県〔县〕:汉《说文解字》。窯〔窑〕:先秦《墨子》。隠〔隐〕:汉《衡方碑》。姉〔姊〕:先秦《吕氏春秋》。雑〔杂〕:汉《孔龢碑》。
(二) 见于魏、晋、南北朝的:冊〔册〕:北魏《元恭墓志》。関〔关〕:南朝《玉篇》。済〔济〕:南朝《玉篇》。頼〔赖〕:北魏《于景墓志》。楽〔乐〕:北魏《临潼造像》。斉〔齐〕:《六朝别字记》。壱〔壹〕:晋·索靖帖。塩〔盐〕:南朝《玉篇》。艶〔艳〕:南朝《玉篇》。
(三) 见于隋、唐的:従〔从〕:隋《陈叔荣墓志铭》。逓〔递〕:唐《一切经音义》。仏〔佛〕:唐·敦煌变文。帰〔归〕:隋·李渊《为子祈福疏》;唐·敦煌变文。齢〔龄〕:唐《顺德碑题字》。栄〔荣〕:隋·智永帖;唐·孙过庭、怀素帖。蔵〔藏〕:隋《常泰夫人房氏墓志》。証〔证〕:唐·敦煌变文。
   (四) 见于宋、辽、金、元的:窓〔窗〕:宋《广韵》。聡〔聪〕:元《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悪〔恶〕:宋《古列女传》;元《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発〔发〕:元《古今杂剧三十种》。亀〔龟〕:元《古今杂剧三十种》。検〔检〕:元《敕封英济王石刻》。経〔经〕:宋《古列女传》。拠〔据〕:元《全相三国志平话》。売〔卖〕:元《古今杂剧三十种》。砕〔碎〕:金《改并四声篇海》。庁〔厅〕:辽《龙龛手镜》。顕〔显〕:元《全相三国志平话》。亜〔亚〕:元《古今杂剧三十种》。薬〔药〕:宋《古列女传》。斎〔斋〕:金《篇海》。
   (五) 见于明、清的:覇〔霸〕:明《字汇》。挿〔插〕:明《字汇》。歓〔欢〕:清《岭南逸史》。剣〔剑〕:清《岭南逸史》。両〔两〕:明《东窗记》、《白袍记》。勧〔劝〕:明《白袍记》。脳〔脑〕:明《娇红记》。桜〔樱〕:明·文徵明帖。円〔圆〕:清·徐珂《清稗类钞》。総〔总〕:清《字汇补》。
    当然,例外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比如,“仮”〔假〕、“伝”〔传〕、“価”〔价〕、“芸”〔艺〕等字,两国的简化方法不同,虽然其中有的日语“略字”与某些古代汉字的字形相同,也仅为偶合而已;又如,有些日语自创汉字(不一定是“略字”)像“咲”、“峠”、“辻”、“込”、“畑”等,亦并非中国原有的传统汉字,本文就不一一讨论了。
总之,从中日两国简化字的产生历程可以看出,“删繁就简”是人们对文字应用的普遍要求,也是汉字发展演变的一条重要规律。

湖北简称“鄂”改“楚”?

随着9月28日湖北官方宣布把湖北商人的简称由“鄂商”改为“楚商”,湖北简称也将由“鄂”改“楚”的传言甚嚣尘上,民间争议也是不绝于耳。“鄂商”改名肇始于湖北工商界的呼吁,主要是由湖北省企业发展促进会和湖北省工商联推动完成的。湖北省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陈 旭东透露,“鄂商”改名在湖北工商界已经议论多年,对于改名的原因,主要是“鄂”这个字不好,从字面上看,两个“口”代表着吵架,一个“耳朵”意味着偏听 偏信,“亏”则是亏欠,这些都是湖北商人接收不了的,觉得别扭。“鄂商”改为“楚商”主要涉及约定俗成的称谓的改变,只要多数民众接受即可,并不涉及审批 问题;“鄂”改“楚”就没有那么简单了。目前的民意并不完全支持湖北改“楚”。网络评论显示,不少人认为“鄂”改“楚”是“认认真真瞎折腾”“劳民伤 财”。因为改简称后,涉及“鄂”字号车牌的更换问题,以及教科书上与“鄂”相关的称谓的改动问题等。有人参照湖北襄樊改为襄阳以后,修改各类地图、公章、 证件、招牌等产生了大约1亿元的行政成本,推算湖北简称改称“楚”需要的成本可能是襄樊改名的几十倍。有人在网上算了一笔账,湖北已上牌车辆将近1000万辆,假设换一个车牌要花费100元,费用就将近10亿元。据了解,湖北改“楚”的前提条件首先是民意,因为按《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可改可不改的和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改”;还要经民政部和国务院审批,目前尚处于争取民意阶段。(李正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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