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通讯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六十七期】通讯

发布: 2015-12-03 10:30 | 作者: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 | 查看: 6031次

我是耕耘在语文园地里的老黄牛

厦门大学 许长安


我在语言文字教学和科研园地里,已经耕耘了50年。 教学上,我先后开设过《现代汉语》、《汉语语法》、《修辞学》、传统《文字学》、《说文部首》、《现代汉字学》、《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中文信 息处理》等课程,每门课程都编写了教材。在教学之余,我主要致力于文字学和语文现代化的研究,已出版的专著有《汉语文字学》、《语文现代化县区卢戆章》、 《厦门语文》、《闽南白话字》、《台湾语文政策概述》等,还被国家语委借调到北京协助王均副主任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以及为晋江县志办主持点校清 道光《晋江县志》;除此以外,还撰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这次整理筛选了几十篇,结集出版。

文 章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字学研究,包括传统文字学研究、近代文字学研究、现代文字学研究、文字学教学研究;第二部分是语文现代化研究,包括语文 现代化历史研究,文字改革研究、简化汉字研究、汉语拼音研究、普通话研究、语言文字规范化研究、海峡两岸语文研究。这些文章,有的是语文历史的回顾,有的 是语文学术的探讨,有的是语文生活的观察,有的是语文实践的总结。另外,附了几篇同行对本人论著的评论。

近十年来,我又承担了教育部有关台湾语文的研究课题,除了专著《台湾语文政策概述》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外,还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文章,拟另结集出版。

我早已步入古稀之年,但现在每天仍在语文园地里耕耘着,没有节假日。我生在农村,小时候就学会赶牛犁地,老黄牛终年累月耕耘在田地里,勤勤恳恳,默默无言,这情景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老黄牛的精神激励着我:生命不息,耕耘不止。

感到欣慰的是,我的耕耘成果得到了回报,先后收到全国各地成百上千封读者来信和电子邮件,有的谈感想,有的提问题,有的寄来文稿,有的探讨学术。我是每信必复,有时一年回了一百多封信,讨论学术,不亦乐乎!(按:此文是我学会顾问、元老级会员许长安先生新近在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语文耕耘集》的《前言》,题目是本刊编者加的)


毛主席看滑稽戏为什么离席?


19594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小礼堂举行。毛主席出席了会议,晚上还利用休息时间观看了滑稽戏。

某天下午, 上海大公滑稽剧团的团长笑嘻嘻(滑稽戏演员阙殿辉)向全体演职员宣布任务:接到通知,准备去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为中央首长演出滑稽戏《样样管》。大家顿时雀跃欢呼。《样样管》是大公滑稽剧团根据电影文学剧本《钢人铁马》改变的现代戏。这次能为中央领导同志演出,实属殊荣。

演出当天,上海市文化局蒋科夫处长亲自担任舞台监督,南市区文化局张成之局长与舞美队一起迁换布景。著名滑稽戏演员杨华生、笑嘻嘻、绿杨、筱声咪、李青都在剧中扮演主演角色。大家只有一个心愿,认真完成演出任务,让中央首长领略南方滑稽戏的艺术魅力。

演员们大显身手,现场笑声和掌声此伏彼起。但是,第二幕快要结束闭幕时,舞台监督却发现一个重大情况——毛主席起身离开了剧场。

其 实,领导看戏中途退场属于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事情就复杂起来。当晚散戏后,全团演职员开会,就领导看戏中途退场为话题,展开了 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演员怀着内疚的心情说:“我本想演得卖力点,不了演得太过火,主席看见我油腔滑调的样子生气了,才离开剧场。”群众演员怀着痛苦的心 情说:“我们演得不投入,脸上还露出厚颜无耻的笑容,抢了主要演员的戏,主席肯定生气了。”化妆师也真诚地检讨:“今晚我为大家化的妆太浓了,影响人物形 象,让领导惨不忍睹……”灯光师也坦诚地检讨:“大概我灯光开得太亮,影响领导的视觉……”

全团演职员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度过了好几天,终于传来了毛主席看滑稽戏中途退场的原因——“听不懂上海话”。 (王汝刚文,原载《作家文摘》2011-6-21


何来标准的上海话? 缪 迅


目前,国家正在兴建“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海方言文化有声数据库”将承担收录当前上海话实态的任务。于是,一个公开招募上海话发音人的工作近日正式启动。

应该说,公开招募上海话发音人,通过语言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通过对上海话的录音采集,建设一个“上海方言文化有声数据库”,形成一份完整的上海话方言地图,这对于方言资源的保护和研究来说,确实是一项及时和必要的举措。

似乎是和公开招募上海话发音人这件事相呼应,近来,有一些专家和社会人士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让上海话进入上海的中小学校,每周开设一节以上海话为主的课程,并增设上海话为选修课。

同 时,有些专家也很是为如今上海话的“原汁原味”差不多已经“荡然无存”而心有戚戚焉:也未他们的儿女辈或孙子孙女辈口中的上海话有点“南腔北调”而担心上 海话从此“无可奈何花落去”,于是他们呼吁,要推出“给力”的措施,让上海话重归“标准”,要让“阿拉上海人”能讲一口原汁原味的上海话。

然而,何谓“标准的上海话”?原汁原味的上海话又该以何时何地的上海话为准呢?这实在是一个问题。

其 实,标准的上海话大概是从来就不曾有过的。如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上海话钟瑞也不是一两天或一两年的时间就可形成的。作为吴方言一支的上海话,其生 成、变化自然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的过程。明末清初时期,上海人讲的上海话自然是留不下“语音档案”的,且不去说它了;离当今不过百年的清末民初,那 时上海人讲的上海话,虽然留下了一些相关语音的记录,但应该说,也是没有“标准上海话”这一说的。

自 从有了上海,有了由“土著民”和来自五湖四海的 “外地人”组成的上海居民,就有了“海纳百川”、“活色生香”的上海话。近百年来,可以说,上海话一刻也不曾停止过对各地方言甚至外来语中词汇的“拿来” 和“活学活用”。上海话从未关上过“对外开放”的大门,永远不停歇地行走在变化的路途中。而说上海话的上海居民,他们的来源和构成也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 很难说哪一位上海人说的上海话或者哪一句上海话是“标准”的“原汁原味”的上海话。

比 如,上海人是一向以“阿拉”一词来“夫子自道”的。但同“阿拉”同义的且共存并用的,还有“我伲”等。拘束哦,“阿拉”一词还是居住在上海的宁波人先说起 来的,是“宁波人”的“专利”呢。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移民浪潮的结束,近代以来的上海话才逐渐定型。“阿拉是上海人!”这时的“阿拉”已完全取代了“我 伲”成为上海人的象征。当然,“我伲”也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上海郊县,“我伲”仍然是本地人的自称,不过,这个“我伲”和无锡人说的“偶哩”似乎也 相差无几。只不过,在那些有着优越感的上海市区人眼中,“我伲”比不上“阿拉”,成了“乡下人”的代名词。

随 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原属于上海话的很多特色词语如今已在青少年的语言中渐渐淡化,上海话中很多俗语、俚语、惯用语、成语、谚语也 逐步地被“淘汰出局”。上海话的使用范围虽然还没有缩小多少,但有些上海话里的“老闲话”不可避免地逐步消亡应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家主婆(老婆)、”翘 辫子(死亡),等等。如今能说一口很老派的上海话的人,别说是十几岁的少年儿童了,即使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上海”,大概也少得可以。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要对社会采取“保护”措施,或者就需要在中小学校开出一两门“上海话”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呢?笔者以为大可不必。

这 是因为,虽然上海话是上海地域文化最鲜明的符号,但包括上海话在内的任何方言都是一直发展变化的,做一些“语音资料库”的建设工作,适当地保护即可。而将 上海话收进中小学教材、引入中小学课堂,就有点小题大做了。而且,如今上海由相当一部分的中小学生都是“新上海人”的第二代,他们的父母也不大会说甚至压 根就没有学过或者也没打算学一口“字正腔圆”的上海话。生活在上海、工作在上海或就读在上海,未必就非要学上一口上海话,才算是“融入上海”。

作 为吴方言一支的上海话是否急需保护,也不是一个新话题了。笔者以为,上海话作为上海的方言,当然有必要保持它的独特魅力和历史传承,但要遵从方言演变的自 然规律,不必刻意“保护”而见不得有些许的变化。我们上海人应该乐见上海话词汇、语音、语调、发音等方面的“与时俱进”。上海话有变化,现在的上海话跟 “老早的上海话”有点不一样,这蛮好的,很正常,并不需要担心什么。至于沪剧演员难招,这也不应成为一个问题。沪剧的念白或唱词等,也不是从来就如此,容 不得发生一点变化的。

即 便如今的上海话已经或者将继续受到普通话或其他方言的影响,词汇、语音、语调已经或将继续发生变化,那也不必忧心忡忡。执意要“百分百”地、“拷贝不走 样”地保住上海话的“原汁原味”和“正宗纯正”,坚决拒普通话以及各种方言于“千里之外”,这既无必要,恐怕也是无论怎么努力也做不到的。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追求生活的多元化,方言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的一种,也是可以多元化一些的。更何况,上海话本来就是最能体现“海纳百川”和“多元化”的方言。说上海话的上海人,也是很具有“海纳百川”的襟怀和“多元化”的睿智的。

所以,且让我们平心静气地看待和适应上海话的若干变化吧。可以肯定上海话再怎么变,还是上海话,不会变成普通话,也不会变成另一种新的方言,虽然它可能和我们祖辈说的上海话不太一样,但它必定还是上海话。 (摘自《语言文字周报》总第1924号)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机构情况2010年度,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设有省级语言文字工作常设机构,其中独立设置行政机构的22个,行政机构合署办公的10个;共有工作人员109人,其中专职85人,兼职24人。全国市级语言文字工作常设机构465个,其中省会、自治区首府、计划单列市有常设机构32个,其中行政独立设置的12个,行政合署办公的16个,事业独立的3个,事业兼管的1个;共有工作人员99人,其中专职65人,兼职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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