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我刚上幼儿园，幼儿园教小朋友学习汉语拼音。老师一个一个字母地教，我们一个一个字母地学，时间不长便把字母认得很熟了，于是开始学习声韵相拼。

那 时上小学的哥哥姐姐也在学习汉语拼音，他俩见我不认识的字就用汉语拼音拼写出来让我认读。后来汉语拼音注音的《新华字典》一出版，妈妈马上买了一本送给 我，从此我与字典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养成了使用工具书的习惯。上小学时，我凭借字典读书作文。慢慢地，看的书多了，不懂的地方就向人请教，逐渐培养了我勤 问自学的能力。至今我手头常用的工具书仍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我的习惯也感染了家人。前不久，汶川地震后，国务院发出“志哀”通知，可街上有的横幅写的是“致哀”二字。我先生的同事们在一起为应该用哪一个字争执，他赶紧拿出字典查给大家看，同事们心悦诚服。

我走上语言教学与研究的学术之路也是从汉语拼音起步的。20世纪70年代初下乡插队时，我在乡村学校当民办教师，我以亲身体验，用心地教学生们学习掌握汉语拼音。一个星期天，我去镇上赶集，在新华书店看到一本74页的小书《汉语语音常识》，毫不犹豫地花1角7分钱买了回来（那时我一天的工分只有2角4分钱），开始从理论上认识汉语拼音。到机关工作后，我把家中长辈留下来的书都翻出来读了，其中有不少关于汉语拼音的论著。这为我日后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1991年来到江汉大学，正值全国师范院校推普工作检查，从那时至今，除了讲授《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中外语言学史》《社会语言学》等课程外，我一直承担《普通话与口语艺术》《教师口语》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为使方言区学生学好普通话，1994年我申请了湖北省教育厅立项的课题“现代汉语口语教学方式方法研究”，尝试着使用汉语拼音进行普通话的教学，并编写了以汉语拼音文本作为朗读语料的教材《与你同练步步高》，在学校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进行教学实验。实践证明汉拼音是教学普通话的有效工具。为了促进社会的推普工作，我还将研究成果推向社会，在武汉文艺广播电台举办“普通话广播讲座”，应武汉大学等校学生邀请做了多场“普通话讲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教学相长，也是在指导学生根据《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测》进行分词连写的实践中，学生对词的感知启发我从公众语感的角度认识汉语的“词”。经过5年的艰苦研究，专著《汉语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我的书柜中有一些五六十年代的语言学论著，这几年研究汉语拼音字母缩略词语时，我常常翻阅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叶籁士先生编写的《汉语拼音方案问答》。这本小册子已经很旧了，但每次读起来都有新的收获。

2001年底我参加“语文现代化和汉语拼音方案国际学术研讨会”，会间休息时，我们几位与会者和周有光先生一起合影。周老是参与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著名学者之一，而我是《汉语拼音方案》第一代的学习者和受益者，有幸和前辈大师一起参加《汉语拼音方案》的学术研讨会，对我是多大的鼓舞和鞭策呀。

当年进入江汉大学时，原打算为江大工作20年。但不想政策有变，再过半年，我就55周岁了，即将走下江大的讲台。紧接着，我将走进社会大课堂，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做些宣传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半个世纪以来，汉语拼音伴我成长，助我前行。今后，我仍将以亲身体验，帮助更多的人认识汉语拼音，使用汉语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