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是一个人们在经历了50年代末轰轰烈烈大跃进之后，食物极为短缺的时期。为了躲避饥饿，远在张家口工作的父母把我从冀南广府小城的爷爷奶奶身边接了过去，说是坝上土豆子多。那年我5岁。

妈妈在勘探队里做文化教 员，爸爸是勘探队医。那可真是个纯情年代，人们处在食不果腹的生存环境里，可是勘探队里穿着素花布拉吉的阿姨和穿着黑皮夹克黑皮靴的叔叔们生活依然那么浪 漫。白天，他们在大树下跳舞，爸爸拉手风琴为他们伴奏；晚上，他们聚集在教室里，跟妈妈学文化。五岁的我常常玩耍于讲台上下，课桌之间。黑板上有汉语拼音字母表，他们跟着妈妈一遍遍认读：“Aa Bb Cc Dd……”不经意间，我也会背“啊、伯、猜、呆……”了，甚至比一些叔叔阿姨背得还顺溜，因此，常常被一些大人们捧笑：“来，背一遍，阿姨给糖吃。”从大人们那里我感到了赞许，心里挺自豪。其实，那时自己背的是什么自己并不知晓，只是顺口溜似的。

大概半年后，爷爷奶奶来信说老家这边粮食供给有了缓解，每人每月还能有一两棉花籽油。我回到小城。秋天，进小学上了一年级。

学 校校长很重视汉语拼音教学，专门举办了小学生汉语拼音比赛。记得比赛是一天下午，校园里的台子上除了摆着几张让领导就位的桌凳之外，还斜撑着五块小黑板。 台下，一至六年级几百名学生坐了满会场。会场周围插着红色的、粉色的、黄色的彩旗。大喇叭播放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和“少年先锋队队歌”。

教我们语文的许老师告诉我，待会儿，我得上台参加比赛。哦？比赛？我当时不知道比赛意味着什么。老师只知道当大多数学生还认不全二十六个字母时，我已经能把字母表背得很顺溜，而且字母名称读音准确，当然的选中我代表班级参加校级比赛了。

轮着一年级学生上台了。我们五个人来自一年级五个班，每人一支粉笔，分别站在围成了圆圈的五块小黑板的外圈，参赛学生彼此之间谁也看不见谁的黑板面。一年级的比赛项目是听写汉语拼音21个声母，最后以写正确的数量论胜负。负责读音的老师站在台中央，大声地宣读着……可是她不按字母表的字母顺序读，再说，即使老师按照字母表顺序读，我也写不全的。因为我只会顺口溜，音、形对不上号的。

“要是比赛背诵就好了。”当时我心里这样想。

当场评比结果。五个人中，数我写的数量最多，满黑板，足足超过了21个，可是写对的却最少。

我得的奖品是一块2分钱的橡皮。许老师好像有点失望的样子。懵懂的我哪里晓得这个同学得的奖品是个本子，值1角钱，那个同学得的奖品是支铅笔，值5分钱。

我兴高采烈回到家，把奖品拿给正在厨房做饭的奶奶看，奶奶赶紧在围裙上擦干净手接过去，乐得合不拢口；又呈给打扫院子的爷爷看，爷爷没有奶奶那么乐，只说以后用心学吧。

到了80年代，我做了老师，在小学校里教学生念“a、o、e”不得不把汉语拼音知识系统地、全面地、认认真真地又学习了一遍。明白了许多以前以为明白其实着实不明白的东西，比如韵母“儿”写成“er”，用作韵尾的时候写作“r”；“儿童”拼作“ertong”,“花儿”拼作“huar”；认识了隔音符号等。还了解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即分词连写法、成语拼写法、外来词语拼写法、人名地名拼写法、标调法、移行规则等。看似简单的汉语拼音，其实学问大着呢。

有一年夏天，我教六年级一个班语文课，眼看这些学生就要参加小学毕业考试，语文课程进入了全面系统的复习。从汉语拼音的字母表、声母表、韵母表到生字词语、单句复句、阅读理解、命题习作，学习紧张而有序。

“老师，您说声调一律标原调，不标变调，对吗？”

“是的。有问题吗？” 我随手在黑板板书：一架“yi（阴平）jia（去声）”，不对“bu（去声）dui（去声）”，以此举例说明“给汉语拼音标调时，声调一律标原调，不标变调。”

“轻声呢？轻声是不标调的。”学生提出质疑，我陷入困惑。

是啊，轻声是不标调的，这也是我和学生们共同探讨过的知识啊。记得当时我的一句“没有声调就是一种声调，不标调就是一种标调”博得了多少学生的喝彩呀，而且还被他们时常当作经典拿来“运用”。

查资料。学生们分头查去了。

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学生们学会了学习。

汉语拼音，简简单单二十几个字母，5岁时就认为自己学会了，可是50岁了还碰到这许多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