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故，我与汉语拼音结下了今世情缘。

初次接触汉语拼音是1959年，那时我读小学一年级。我的语文老师是广西人，师范毕业后到校任教，教学一丝不苟。我6岁读小学，心想：能一般认读就行，不重视拼音学习，结果拼读、书写都有问题。汉语拼音方案的26个字母，21个声母，24个韵母记不全，更别提掌握拼音规则了。

1968年，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热潮，我到当地某镇某大队某生产队插队务农。生产队旁有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一天，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覃若萍老师赶着学校的鹅群来到我和同伴劳作的地头，谈起汉语拼音，聊起英语。他说，他能用3分钟把《汉语拼音方案》中所有的字母、声母韵母以及英语的字母和国际音标念完，问我们信不信。我自觉好笑：都被“打倒”了，还卖弄什么呀？嘴上却说：“你试试。”他没谦让，先把拼音的26个字母及全部声母、韵母读了一遍，接着用3分钟念了26个英语字母、48个国际音标，末了，嘴里迸出一句英文：“U.S.imperialism,get out!”并翻译道：“美帝国主义滚蛋！”原来他还挺爱国，我感觉他不像“坏人”。当他问念得如何时，我说：“很好，可我们当农民的登不了大雅之堂。况且都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学了也没用”。不料他正色道：“不！汉语拼音有用，知识总会有用的!你们还年轻，一定要学习！”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却没再答腔。

1970年初，生产队小学的一位语文老师辞职后，生产队长周和新找到我，说队里决定让我顶上。我吓了一跳：语文老师不得教汉语拼音么？这下还真被那位老师言中，惨啦！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当了时人戏称“粟米老师”的民办教师，还得教拼音！按学校要求，我要用复式教学法上一至四年级语文课。到这时，我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有人戏言：“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广西佬讲普通话。”虽是壮人，但我生长在小城市，讲普通话并不算“夹壮”。可身为语文老师，要读准课本中的生字词，就必须熟知汉语拼音方案，学好拼音。于是我买来《新华字典》，从“b、p、m、f”开始学。两年后，因为招工，我离开生产队，告别三尺讲台，与汉语拼音的距离也远了。

但仿佛命中注定我与汉语拼音结缘，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考上大学，学习师范中文专业。第一学期就有汉语拼音课程，我潜心学习，该门课的毕业试我考了99.5分，比班里第一名低0.5分。经过学习，我的拼音大有进步，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夯实了基础，为日后担任初、高中语文教师提供了帮助，还为我担任中学、基层部门负责人，和更多的人进行语言交流创造了条件。

我的汉语拼音学习有进步，事业也有长进。从我任班主任、年级组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校长，到某县级市教育局长、书记，汉语拼音都与我的工作联结在一起。

20世纪90年代广西劲吹普通话推广、 考级之风，时任市教育局长的我兼任普通话推广领导小组组长，积极开展“推普”工作，邀请了广西教育学院温健敏副教授给教师们上考级培训课。温教授是我在百 色中学工作时的在读学生，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由于要下乡，我在做了简短讲话并承诺带头考证后，与温教授寒暄几句便离场了。1999年12月的一天，未受训复习，患重感冒的我在百色市“八一希望学校”考点接受普通话测试。2000年我领取了广西语委办元月18日颁发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普通话水平获评为二级乙等，我以身作则，带动了一批批教师的普通话考级。在我考级11年后，我的孩子在非师范类大学毕业前，参加普通话等级测试获92.5分，普通话水平获确认为一级乙等。

光阴荏苒，历经数年公务员生涯后，我异地重回校园，重执教鞭，又与汉语拼音“亲密接触”。屈指一算，从初次接触汉语拼音至今已近50年，年逾半百的笔者虽已不在考级规定年龄之列，但仍有个心愿：再考普通话等级证，力争在《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年之际拿到二级甲等证书，学好普通话，学习英语，为加强国内各民族的交流与团结，为加强和世界人民的沟通与友谊贡献自己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