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人生旅途中，除思想精神外，于我帮助最大，且使我得益最多的就是汉语拼音了。

1959年9月，我还未满6岁，但为了能在公共食堂每餐多打三两饭，我就赖着进了本村小学的一年级。正好，我们班是《汉语拼音方案》教学的试点班。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位参加了全省拼音教学培训的，既严厉又可亲的年轻女教师—— 曾老师。曾老师用风趣的教学方法，让我们轻而易举地就识记了单韵母和声母。进行复韵母教学时，曾老师特别注意引导我们感受发音的口型、舌位的变化过程。我 也慢慢地从中感悟到了汉语拼音发音的动人之处，那就是勿需死记硬背，只要顺势自然发音。我感谢曾老师：您在我开蒙的时候，不仅教给我知识，您还教给我了获 取知识的方法，教给我了直面人生的潜意识！

时光飞逝，岁月坎坷。由于年龄较小，学校将我两次留级，捱到1966年才小学毕业，正好遇上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在这10年中，学校是进不了了，我只好在含辛茹苦的农田劳作之余，拄着曾老师送给我的拐杖——汉语拼音，凭着一本破旧的《新华字典》，在《毛泽东选集》和一部供批判用的《水浒传》中含英咀华了。在此期间，一日三响的农村广播，大致校正了我的方言俚语；生产队每晚开会前读报时事学习，又练就了我阅读的抑扬顿挫。

1977年，我意外地被生产队推荐到母校担任民办教师。说来凑巧，暑假正好遇上县教育局举办“推广汉语拼音基本式教学”的培训班。在这个班上，我学到了拼音的“三拼连读法”，弄清楚了减少复韵母教学零件的理论依据。在拼音教学中，我把教学方法、内容的改革理论和自己对学习语音的感悟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具有个性特色的教学方法，并且得到当地同行的首肯。1981年，我民转公办后调到了落后的少数民族山区工作。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我发现了当地汉语拼音教学的薄弱环节和失误。于是，我就多次利用假期组织教师集中学习，对语文教师进行了突出重点、化繁为简的培训，逐步地将当地的拼音教学引上正道。

在 这个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语音研究工作者的睿智，也意识到在初等教育蓬勃发展、师资量少质弱的非常时期，推广汉语拼音教学改革成果，提 高识字教学质量是全面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于是，在从事教育管理的几年中，我始终把这一任务作为县教师进修学校的重点工作来抓。

人生确实有许多意想不到。1993年，由于我的教师情结和民族情结，也是汉语拼音这一天籁之音的召唤，我又踏上了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的讲台。由于学生都来自山区的白、彝、傈僳等少数民族，语言受母语的影响极大，因此，汉语拼音的掌握状况和普通话面貌都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为了把我承担的小学语文教材教法研究课落到实处，我主动与现代汉语课和口语课教师探讨，研究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链条式语音教学体系。通过以汉语拼音教学为核心，普通话训练为载体的教学实践活动，少数民族汉语语音教学这一难题，终于被我们以集体的力量攻破。经省语言专家组的考核评审，我校被定为“云南省普通话校园语言示范校”。2005年，我钟情的民族师范学校就要消失了，但在我告别少数民族毕业生的最后一节课上，我仿佛听到从金沙江畔、从哀牢山中传来阵阵朗朗的天籁之音。

如今，我依然拄着尊敬的曾老师赠送给我的，伴我走过半世风雨历程的汉语拼音这根拐杖，蹒跚于高中教育的暗河之中。我的脑际时常会撞击着一股神圣的忧思，但值此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实施50周年之际，我的眼前不觉一亮——孙女不是要上一年级了吗？她不是又将聆听到中华民族的天籁之音了吗？

（作者：曹起色 云南大理 大理古城第五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