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一种偶然？汉语拼音竟与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莫名的联系。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在冀东农村一所小学读书。那时的农村小学教师，除了本村的几个民办教师外，多数是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外地教师。二年级时教了我们几天语文课的就是一位外地教师。我记得有一次她通过汉语拼音教我们识字，其中有一个生字是“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中的“谆”字，可能是她把这个“谆”字与“哼”字弄混了，她按照课本上的注音“zh——ūn”拼读，而拼出来的结果却是“哼”（hēng）的读音；于是，她领读时就念成了“zh —ūn ——hēng（哼）”，无知的我们也就跟着这位富有创造力的老师一遍一遍地大声读，以致以后读书时一看到“谆”或“哼”就打愣，在“zhūn”和“hēng”两音之间选择半天。还有一次她教我们认“肉”字。她跟许多天津人一样，发不好“ròu”音，而只会发“yòu”音，于是，她就一遍一遍地“yòu” “yòu” “yòu”地领读，我们一遍又一遍地“yòu” “yòu” “yòu”地跟读。她知道自己的发音不对而自己的舌头又不听使唤，就着急地跟我们嚷：“我读‘yòu’，你们甭读‘yòu’，你们读——‘这个’。”她一边说一边用右手指捏起自己左臂上的皮和肉，示意我们要读“肉”（ròu）的音。可是幼小的我们哪里领会她的意思，便在她再领读“yòu” “yòu” “yòu”时，就齐读“这个”“这个”“这个”，急得她又是捶胸又是顿足又是抹汗又是掉眼泪。

上初中时，我有幸遇到了一位优秀语文老师，她不止课文分析得好，普通话说得也好，吐字清晰，发音圆润，语流顺畅又抑扬顿挫，听她的课就是一种享受啊。她耐心纠正我们一个个错误的读音，还教我们简易的拼音方法，至今我还记得她教我们的标调位置顺口溜：见到a母不放过，没有a母找o、e，iu并列标在后，这样标法没个错。当时我就想，等长大了，我也当老师，就当这样的语文教师，让更多的乡村孩子受益。可惜的是，我刚刚长大一点——14岁初中毕业的时候（1974年），我便因故辍学，到生产队当农民去了，教师梦便远我而去。

1978年我考上了县师范学校，根据学科分数情况我被分到数学班，老师让我担任班里的生活委员。每次在班里安排工作或交代事情时，都会引起哄堂大笑，因为我说的是一口地地道道的家乡土话，口音个别，词汇难懂。比如，把“永远”说成 “rǒngyuǎn”，把“暂时”说成“zhǎnshí”，“安全”说成“nānquán”，把“饿了”说成“wòli”等；还把所有的55调值的阳平字（劳动的劳，矛盾的矛，宣传的传……）一律发出不阴不阳的54调 值的音，真是土得不能再土，侉得不能再侉。每当同学们学着我的话与我开玩笑时，我都羞愧难当。于是，我下决心矫正自己的口音，学说普通话。我找到学校领导 说了我的想法，领导把我调入语文班。在语文班，我和几位同学经常在一起练习朗诵，我们还订阅了《汉语拼音报》，这份报纸成了我们练习说普通话的最好教材。

师范毕业后，我毅然选择了回到家乡的中学任教。那已经是1980年 了，可是当地学校的许多老师授课还没有说普通话的习惯，学校也没有相关要求。为了避免闹出“肉”的笑话，也为了实现我那个梦，从踏上讲台的那天起，我便用 普通话授课，用接近播音员的腔调朗读课文，起初学生们感到新鲜，也不习惯，在下边窃窃地笑，我装作没看见，坚持拿腔作调地讲和读，时间一长学生们也渐渐地 习惯了，久而久之，学生的拼音能力、识字能力以及朗读背诵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不止在课内、校内使用普通话，在课外、校外也坚持说普通话；当然，也曾 招来许多议论：“哼，才出去几天，回来就京腔京调的了！”“啧啧，家乡人不说家乡话，多假啊！”“人家是语文教师嘛！”尽管非议不断，我还是顶住压力坚持 说普通话，而且，为了是发音更准确，我坚持经常读字典，听广播，模仿夏青、方明、关山等著名播音员的播音，也坚持阅读《汉语拼音报》。

1981年我被调到县城的第一中学做共青团工作，不久赶上一位语文老师调走了，领导让我临时代课，几个月后便把我正式调到语文教研组。后来听领导说，学生们反映我发音标准，朗读不错——别的优点我一点没有听到。从此，我这样一个仅有中师学历的20岁的毛头小子，竟因为“发音标准，朗读不错” 而在这所曾享有“河北省宝塔校”美誉的中学登上了语文讲坛，而且在这里一干就是20年，后来还成长为一名语文特级教师，一直在一线享受着我的语文教学。

回首往事，有谁会相信，我的人生轨迹竟与汉语拼音紧密相关呢！

(作者：李天嵩 男49岁 汉族 教师 通讯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翔实路21号 邮编300457电子邮址：tasang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