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普通話誕生記

摘編自成都《時代教育·看歷史》雜誌

李遠江/文

http://news.sina.com  2010年05月05日 01:19   僑報

江蘇一省之內，其南部、中部和北部民衆所使用的語言就存在著明顯的區別。資料圖片

圖中顔色深淺不同處，即為一個方言區。資料圖片

中國人現在普遍使用普通話或者所謂“國語”進行交流，但是在此之前，他們如何交流呢 中國人是如何從各地方言中選中他們如今視之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的 在割據於中國的南腔北調中，南京話、北京話，曾經是中國官定“標準音”的主要競爭者，那麼普通話又是如何選定北京話的

清朝：官員聽不懂轄區民衆語言

1845年6月15日，英國傳教士施美夫在吳淞口，目睹了戲劇性的一幕：“我的中國男僕（寧波人）試圖施展會話能力與船工、水果販子及其他人交談，卻發現他的話有一半沒被聽懂，不禁有些氣餒。”

相似的景象也出現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寧波，施美夫看到“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文官很少能講管轄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僱用譯員。”

這一年，距清朝因為鴉片戰爭失敗不得不開放上海、寧波、廈門、福州、廣州五口通商不過3年，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國延續了數千年的語言割裂狀況。

盡管這個帝國絶大多數人口說的都是漢語，但長期的封閉隔絶使各地的方言變得千差萬別，以至於同為漢族的異鄉人完全不能自由交談。

施美夫此次旅行的目的是考察五個通商口岸的自然地理和風土人情，為英國聖公會派人赴華傳教提供方便。為了盡可能多的瞭解中國，他利用一切機會深入通商口岸的腹地，在那裏，他看到了一個幾乎停滯的社會，也在無意間為讀者揭開了中國語言割裂的謎底。

那裏是小農經濟的天下，既沒有大規模的商品流通，也沒有持續的人口流動，地方官吏的數量極為有限，其行政職能除了征稅就是維持秩序。

官吏是這個鄉土中國最主要的外來人口，他們只需要借助當地懂得“官話”（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後期為北京話）的譯員就可以實現與本地居民的溝通。

毫無疑問，在這種靜態的社會裡，語言上的障礙對人們的生活幾乎不構成實質性的影響。因此，只要中國的傳統社會不發生變化，方言互相割裂的堅冰就不可能被打破。

然而，在通商口岸的那一邊，施美夫卻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百舸千帆的碼頭，南來北往的商賈，一個個五方雜處的商業都會正蓬勃發展起來。初到上海，他看見吳淞河北岸“商人居住的洋房正在興建”，那裏將成為名揚世界的上海灘。

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長江下游富庶地區遭受戰亂之浩劫。十餘年間，作為江南唯一的安全區，上海租界人口由1845年的數百人，急劇膨脹為1862年的50多萬人。人口的激增帶來了上海的繁榮，同時也帶來了各地的方言，上海灘儼然一個南腔北調（但主要是江浙吳方言）的大雜燴。

開放口岸增多，語言堅冰破裂

隨著西方列強的不斷入侵，中國被迫開放的城市越來越多，從沿海到沿江，從中原腹地到內陸邊疆，幾乎所有重要的城邑都陸續成為通商口岸。

傳統的農耕社會在一浪高過一浪的貿易浪潮中被完全打破了。外國船隻不斷深入中國內河，鐵路則像病毒一般兇猛生長，緊接著是近代工業的興起，發達的通商口岸逐漸演變成現代都市。

伴隨著貿易和近代工業的發展，中國的人口流動不斷加劇，曾經靜若止水的中國已是死水微瀾。

官話並不是標準音

方言的堅冰雖已破裂，但通行全國的標準音卻遲遲未能誕生。

不過，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有一種語言在局部地區但當著通用語角色，它就是官話。

1845年，施美夫在寧波發現：“由於地方方言繁多，使得京城方言得以廣為應用，成為帝國各處政府機構之間交流的通用語言。”

但事實並不是這麼簡單。

同樣是官話，卻各自帶有濃重的地方口音，如“北京官話”、“天津官話”、“山東官話”、“南京官話”乃至“紹興官話”、“廣東官話”等。

這種不純粹的官話被稱為“藍青官話”，是京音同方言融合的産物。雖然存在一定的差異，但都趨近北京話，因而在溝通上不會遇到特別的困難。

事實上，早在1844年，施美夫在廣州學習北京官話時，就曾發現戲班裡的演員說的都是南京話（他以為這是舊官話），但他聽起來卻沒有什麼障礙。

然而，官話卻不是人人都會說的。由於漢字不是表音文字，字音要一個一個地“死記硬背”，學習的難度非常大，因此，在方言區，官話基本上成了上層社會的專利。占人口大多數的底層老百姓面對差異較大的方言，仍會像施美夫的寧波男僕一樣摸不著頭腦。

梁啓超說官話，光緒皇帝聽不明白

受方言困擾的並不僅僅是普通百姓。早在1728年，雍正皇帝就因方言阻礙政令之傳達，下令在官員中推廣官話。

雍正皇帝要求各地設立“正音書院”，在方言最難懂的福建、廣東等省率先推行官話。他規定，8年以後，福建、廣東兩省，凡是舉人、秀才、貢生、童生不懂官話的一律不准參加考試。然而，推行的結果不過是形成了不那麼難懂，但依然不知所云的福州官話、廈門官話、廣東官話而已。

在閩粵等省推廣官話一百多年後，科舉出身的維新派領袖梁啓超（廣東新會人），還因為講不好官話無法與光緒帝正常交流，足見得語言統一併非一蹴而就的易事。

從另一個角度看，在留聲機、電話、廣播等語音媒體産生之前，文字仍然是資訊傳播的主要形式。清政府滿足於漢字“書同文”的便利，自然無意為統一語言做太大的努力。如果沒有新力量的介入，官話的版圖也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南京話曾是中央標準音

然而，西方列強不僅打敗了中國，也使部分開明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歷程。從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洋務運動的盛極而衰，再到維新思潮的興起，普及現代西方文化逐漸成為知識界的共識。

此時，繁難複雜，無法直接拼讀的漢語無疑成了普及新式教育的頭號難題。

1892年，為解決漢字無法拼讀的困難，廈門人盧戇章出版切音字專著《一目了然初階》，創製了第一套漢語拼音字母方案。在該書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語言統一”的口號，主張以南京官話為漢語標準音。

南京官話指的是以南京語音為基礎的中國官方標準語。南京春秋時期屬於吳地，本土語音稱為吳語。晉代中原漢民上層人士南渡定都南京以後，中原雅音成為南京上層社會的用語。此後，中原戰亂，漢人多次南遷，使南京語音中包含了較多的中原古音。

明朝建立時，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話正式成為中央政府的官方語言。明成祖遷都北京，從南京以及附近一帶帶去了130多萬人口，這就是明朝北京人的基礎，他們主要居住在內城，而將原在內城居住的本地居民遷出城外，因此當時北京人說的仍是南京官話。

清朝初期，沿用前明舊制，仍以南京官話為正音。直至1728年，雍正設正音館，確立以北京官話為國語正音，南京官話才結束了作為中央政府官方用語的使命。

在三百多年的時間裡，借助政權的力量，南京話得到廣泛的傳播，從而對各地官話甚至方言都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南京官話尖團音分明，有入聲，這些特徵都淵源於純正的中原的雅語，也就是宋朝以前的中原官話。

盧戇章主張以南京官話為標準音，就是因為它保留了較多的漢語古音，並且長期作為中國的官方語言，影響的地域比較廣。

北京話與南京話之爭

但是，由於盧戇章的漢語拼音字母方案專注於廈門方言，未能成為影響全國的拼音方案，因此，他提出的以南京官話為漢語標準音的主張也未能産生太大的影響。

與此相反，憑藉漢字式拼音方案而蜚聲海內的河北人王照則提出反對意見，主張以北京話為漢語標準音。

與南京官話保留了中原古音不同，王照提倡的北京官話受北方遊牧民族特別是滿族的影響很大。滿洲入關以後，滿語完全不能適應新的生活需要，不得不學習和借鑒漢語。

但是，滿族人不能區分尖團音，也不會發入聲，因此，滿洲貴族所說的北京官話是滿族化了的漢語，也被戲稱為“五音不全”的漢話。

1728年，雍正皇帝確定北京官話為官方用語，其地位便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國初年，北京官話的影響已經超過南京官話，成為在中國範圍內流通最廣的語言。

不僅如此，浙江人章太炎認為湖北話接近古夏聲，主張以湖北黃陂話為標準音。

然而，這場爭論很快就超出了學術的範圍。同盟會員老江蘇人吳稚暉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強烈反對“狗叫”式的京腔。但同時也反對以其他方言作為標準語，主張以“今人南腔北調多數人通解之音為最當”。

http://news.sina.com  2010年05月06日 00:55   僑報

1956年2月11日，以吳玉章為主任委員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正式推出《漢語拼音方案》，成為普通話的發音標準。資料圖片

吳稚暉編撰的《國音字典》。該書1919年出版，是推廣“老國音”的重要工具。資料圖片

中國人現在普遍使用普通話或者所謂“國語”進行交流，但是在此之前，他們如何交流呢 中國人是如何從各地方言中選中他們如今視之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的 在割據於中國的南腔北調中，南京話、北京話，曾經是中國官定“標準音”的主要競爭者，那麼普通話又是如何選定北京話的

清朝確立北京官話為標準語言

一時間，標準音的爭論不絶如縷，各執己見，莫衷一是。

民間爭論如火如荼，清政府似乎也意識到了語音統一的政治意義。

1903年，清政府在《學堂章程》中規定：“各國語言，全國皆歸一致……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內彼此不通語，辦事扞格。茲以官音（即北京官話）統一天下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

1911年，滿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機構——學部召開了中央教育會議，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並建議成立“國語調查總會”，審音標準以京音為主。

至此，北京官話在政治上初步確立了漢語標準音的地位。

清朝覆亡，“老國音”取代北京話

但是，清王朝的覆滅使北京官話的標準音地位受到了廣泛的質疑。

為了盡快確定漢語的標準讀音，民國政府決定召開讀音統一會。

1913年2月15日，民國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開讀音統一會。會議選舉吳稚暉為議長，王照為副議長，會員80人，實際到會44人。

除了各省選派的代表，絶大多數參會者是在切音字運動和國語運動中卓有成績的傑出語文學者。切音字運動的發起人盧戇章作為福建代表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上，南北之爭依然激烈，難以形成統一認識。

由於江浙代表居多，王照擔心南方勢力會一統天下。於是，他提議各省代表無論多寡均為一票。議長吳稚暉支持一省一票，但在會前就提出了“逐字審定”的原則，不再執著於以哪種方言或官話為標準音，由此避免了南北之爭的進一步激化。

經過一個多月的討論，會議依照清代李光地《音韻闡微》中的常用字審定了6500多個字的標準讀音，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老國音”。

“老國音”誕生之時，袁世凱正為宋教仁案焦頭爛額，顧不得推廣國音。

不久後，二次革命爆發，再往後，又是袁世凱復辟帝制，更沒人去理會國音推廣的事情了。

直到1918年，民國政府教育部才正式公佈了“國音”字母。1919年，吳稚暉編寫的《國音字典》出版；1920年，國音字母發聲唱片灌注成功。

至此，“老國音”才正式在中國推廣。

京音、國音大辯論

然而，國音推行不到兩年就爆發了一場名為“京國之爭”（指京音和國音）的大辯論。問題的起因就在於國語標準音。

“老國音”是一個“折中南北，牽合古今”的“標準音”。雖然最大程度上照顧了各地的方言，但也因此成為一種“人造語言”。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以這種“國音”為母語的人群，也就沒有人實際上能夠操此種“國音”進行交流溝通。

在推行國語的熱潮中，經常發生京音教員和國音教員互相爭吵的事。他們的國語聽起來很不一樣，很多字的讀音也不統一，教的人覺得難教，學的人覺得難學。

就連灌制國語唱片的語言學家趙元任也不無感嘆地說：“在13年的時間裡，這種給4億、5億或者6億人定出的國語，竟只有我一個人在說。”

由於“老國音”基本上是以北京話為標準音，因此，語言學家們主張用京音代替“老國音”。

1920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張士一教授發表《國語統一問題》，主張“注音字母連帶國音都要根本改造”，應“先由教育部公佈合於學理的標準語定義，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話為國語的標準”。

這個主張得到許多人的支持，但吳稚暉、劉孟晉等學者認為“老國音”明確區分尖團音，陰陽上去入五音俱全，最能代表漢語的豐富性。

1920年11月，黎錦熙約同吳稚暉、陸衣言、範祥善等，與張士一、顧實、周銘三、陸殿揚等大會於南京，討論國音問題。

由於京音派堅持根本改造的主張，這次討論的參與者最終不歡而散。

留學生發起國語拉丁化運動

“老國音”的推廣恰逢五四運動，此時全國輿論都傾向於全面西化，一大批留學歐美的青年學生也參與到了漢語改革的討論中來。

隨著文學革命的爆發，留學生中“廢除漢字”的言論也隨之興起。1918年，錢玄同發表《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號召“廢孔學不可不廢漢文”，提出以羅馬字代替漢字的主張。

隨後，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胡適也著文支持錢玄同。緊隨其後，一大批留過洋的知識分子，諸如蔡元培、黎錦熙、趙元任、林語堂、周辨明、許錫五等人，紛紛發表漢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羅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國語羅馬字運動”的浪潮。

所謂國語羅馬字，就是用26個拉丁字母表示漢語的聲、韻、調。

但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國音”的比較複雜的語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礙。

因此，主張國語羅馬字的學者，要求簡化語音，以比較簡單的北京音為標準，修改國音，去掉“老國音”的尖音和入聲等語音成分。

北京語音重被定為標準音

在國語羅馬字運動的推動下，“京國之爭”很快呈現一邊倒的趨勢。

1924年國語統一籌備會討論《國音字典》的增修問題時，吳稚暉放棄了維護“老國音”的主張，代表國語統一籌備會“決定以漂亮的北京語音為標準音”，“凡字音概以北京普通讀法為標準”。

1932年，教育部公佈《國音常用字彙》正式確定“新國音”為標準讀音。

“新國音”確立後，南京國民政府借助學校教育和電影、廣播等手段，大力推行國語統一運動，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績。

然而，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淪陷區的國語統一工作陷入停頓。抗戰結束後，緊接著又是三年國內戰爭。因而，直到國民黨敗退台灣，中國政府在全國統一國語的目標仍遠未實現。

“普通話”的確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漢語的統一再次提上中央政府的議事日程。經過長達6年的反復研究和群衆討論，討論者最終於1956年達成一致意見。

這一年的2月6日，新中國國務院發布《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正式確定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從此，普通話正式成為大陸各地通用的標準語言。（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