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16-11-04 20:56 | 作者: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 | 查看: 15473次
有关简化汉字的几个问题（摘编）
费 锦 昌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顾问
一、民众为什么关注简化汉字？
（一）简化汉字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每天要用到的文字工具。简化汉字问题是民众参与率最高的问题之一。
（二）在大陆重新重视传统文化的今天，人们担心简化汉字会影响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三）人们在慨叹社会文化素养下降和道德水准低下时，简化汉字会成为最理想的话题和“替罪羊”。
二、简化汉字古已有之
人们的书面交际活动是由书写一方和阅读一方共同完成的。阅读一方对文字符号的主要要求是明确，书写一方的主要要求则是简易。汉字史家告诉我们，汉字的结构和形体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最早的汉字是从图画演化出来的。比如“车”字，在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金文中，这个字形就是一辆古代马车的速写。这样写字，对于认字的人来说确实很好懂，但对于写字的人来说那就太费劲了。就一般情况而言，人们写汉字是为了交际，交际就要讲效率，于是，人们就开始“偷工减料”。字形中的许多细节被省略了，许多曲线被拉直了。这就是说，简化汉字是在汉字产生的最初阶段就出现了的。简化汉字几乎与汉字同时出现。
另一方面，在汉字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字形繁化的现象。一类是纯粹外形上的繁化，是为了字形明确以避免混淆。另一类是文字结构上的变化所造成的繁化，最常见的是增加偏旁。文字学家认为，大部分加旁现象可以解释为文字的分化或字数的增加，不必看作字形的繁化。 历史告诉我们，民众书写频繁的年代是创造和使用简化汉字活跃的时期。
三、说说那些顺口溜
有些顺口溜对于简化字的批评嬉笑怒骂、光怪陆离。其实，顺口溜中提到的那一类简化汉字古已有之。有的古文字学家称之为“截除性简化”，即为了简化字形，把原有的汉字字形截除一部分。现在我们把这一种简化方法称为简省原字形，保留原字的特征部分，如“医（醫）”“业（業）”“疟（瘧）”“妇（婦）”，等等。采用这种简化方法得到的简化字形，很多是以前没有见过的新字形，也有一些是跟历史上存在的汉字字形重合的。
四、简化汉字也能继承传统文化
有人认为繁体字可以与中华传统文化“直接对接”。主要意思应该有二，一是繁体字字形自身含有丰富的中国文化信息；二是认识了繁体字就可以“直接”阅读古籍。
汉字是记录语言的载体，同时它本身也是文化的载体。在汉字的字形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从考古学的观点来看，汉字的确具有“文字生物学”的价值，可以把它看作是“活化石”。通过这些“活化石”考察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其可信程度不亚于其他出土文物。
并非只要认识了现行繁体字的字形就可以获知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信息”，“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繁体字里面”的断语禁不住推敲。仅仅认识了现行的繁体字也并非就能直接阅读古籍，历史、文化、哲学、宗教、古代典章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相关的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古籍是用繁体字刊印还是用简化字刊印，与一大套有关文字、语言、断句、文意等学问相比较，倒是相对次要的问题。这就是在繁体字通行的年代和地域，古籍也要校注整理的道理。经而无注，虽起圣人于地下也不能解，这些话前人早已说过。无注的十三经，就是提倡繁体字的衮衮诸公大抵也都是读不懂的。至于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内地的民众与中华传统文化有所脱节，问题主要不在简化字，而在实施的文化政策。
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也不是只有读古籍这一条道儿，先人的祖训中富有哲理和睿智的那部分也应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祖训，通过训导、小说、戏曲、评话……一代一代传下来，这不也是跟中华传统文化“直接对接”么？
五、正确评价简化汉字工作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阐明“简化汉字古已有之”这样一个事实。简化汉字出现以后，非但受到“引车卖浆者之流”的欢迎，也经常出现在文人的手写作品中。到了清末，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文字观念的更新，人们对俗字的看法有了明显改变。
今天，我们确保简化字的交际效率，主要靠两条：一是掌握“简”与“明”的辩证统一；二是区分用字层面，在日常通用层面，大力推行简化字，而在文物古迹、姓氏用字、书法篆刻、古汉语教学与研究等特用层面，可以保留、使用繁体字和异体字。
至于简化汉字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我们确实也应该正视。由于对语言文字的基本功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强调语言文字的工具功能，而忽视甚至无视语言文字的文化功能，曾给简化汉字工作带来这样那样的失误。比如：
曾一度片面追求笔画数的减少，误认为“多一笔不如少一笔”，而没有确立宏观的、辩证的简化观。再如，简化汉字时不适当不适度地运用“同音代替”和“草书楷化”。用“同音代替”方法简化汉字时，应避免常用字之间的代替。
简繁字转换时经常出现差错已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容易发生这类简繁转换差错的，往往是那些语文水平低下而偏偏要附庸风雅、乱写繁体字的极少数人。
六、全面“识繁写简”不可行
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全面“识繁（繁体字）”并无必要。而经常要在古籍整理、文物考古、古汉语研究、书法艺术这些领域中工作的文人学者，他们有必要也有能力既在日常书面交际中“识简写简”，又在专业领域中“识繁写繁”。
从《国音字典》到《汉语拼音方案》：近现代常州籍语言学家对汉语注音系统所做的贡献（摘要）
薛 荣 王 丹
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
常州自古人灵地杰，文化底蕴深厚，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家，为汉语的发展贡献才智。继段玉裁、张惠言、张成荪、孙星衍、刘逢禄等古代语言学家之后，近代现常州籍语言学家致力于中国文字改革，吴稚晖先生主持制定并推行“注音字母”；赵元任先生拟定“国语罗马字”草案；瞿秋白同志主张实行“拉丁化新文字”；周有光先生则集吴、赵、瞿之大成，成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起草人。四位先生的探索及实践为汉语注音系统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常州籍语言学家”为切入点对汉语拼音化历程进行考察，对拼音文字系统的深入研究及地域文化的进一步丰富均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