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家塾的时候看见别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可羡慕了，现在终于自己也有了这机会。先在家里学会了 阿拉伯数码的写法和简单的加减法，通过插班考试才入小学二年级。我家住在西城灵境胡同，学校就在灵境胡同西口外，校名是“京师第一蒙养园附属小学”，蒙养 园就是后来的幼儿园，小学而附属于幼儿园，在京师大约是独此一家。在我毕业后不久，就改名为“洁民小学”了。这个小学是当时西城相当有名的学校，还有个不 大的小礼堂，除了每星期一早上例行的“总理纪念周”在那里举行外，也在那里上体育课和音乐课。最吸引我的是学校哪个小小的图书室，摆满了当时流行的儿童读 物，印刷和彩色图画都相当精致，是我在家里从来没见过的，其中有一本叫《阿大寻快乐》，看人名就知道是上海出版的，说的是阿大这孩子为寻快乐到处碰壁，最 后才明白必须努力学习才能寻到真正的快乐，这本装潢相当不错的儿童读物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小学的“国语”课要学注音字母，那时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所谓 “新国音”已经推行了了好几年，四声已经是“阴阳上去”了，但老师还在后面另加上个入声，告诉我们读短了的就是入声字。我因为在家塾里已经学过“平上去 入”，改城“阴阳上去”非常不习惯，直到上中学后还常常读错，把阳平声给漏掉。至于入声，只知道要读短，那些字是入声，还是不甚了了，但还记得老师告诉我 们“黑”要读he，“白”要读bo，觉得非常可笑。在我上学时学校北面紧邻着一所“孔教大学”，是当时的孔教学会办的，大约并不是正规大学，学生也不多。每天我走过这个大学的门口，总觉得里面挺神秘，以为真有像孔夫子那样的大人物在那儿传教。这所学校似乎并没有存在几年，那片校址和我上的小学在50年代就已经拆掉，盖起了党中央组织部大楼。到了21世纪，组织部迁走，大楼也被拆掉，原址成为西单繁华的商业区的一部分了。

1931年 夏我初小毕业，考入宣武门内绒线胡同崇德中学附属高小。崇德中学解放后改名为三十一中，原是英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只招男生（当时的教会学校都是男女生 分校）。学校的宗教气氛比较浓，迎着校门是一座不大但相当精致的礼拜堂，每天清晨信教的老师和学生都要去做早礼拜。大约是为了给小孩子灌输基督教思想，学 校规定附属高小的小学生也必须去做礼拜。我从小常随大人去佛教寺庙，看见菩萨都那么高大，四大金刚的面目都那么狰狞，总有一种恐惧害怕的感觉。教堂的气氛 就完全不同，看到耶酥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站着唱圣诗，跪着读那半中半西的主祷文，好像是神和人的关系很近，给人一种肃穆而又有几分亲切的感觉。但在当时 还很幼稚的心灵中总不免产生几分天真的疑问，例如读到祷文中的“我们日用的粮，求父（指天父）赐给我们，有求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就不免想，我们每天吃饭难道还要等“天父”赏赐？有了罪一祷告真的就能被饶恕，岂不便宜了那些坏人？学校的主楼是一座当时看来面积相当大的三层楼，教室、 办公室、学生宿舍、食堂都在楼里。学校西南角还有一个小小的游泳池，不但在当时，就是现在的中学里，也是很少有的。

我 家本是典型的封建书香门第，怎么会把我送到洋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呢？那是因为我堂兄已经在崇德读高中，至于何以会送他去，我想可能和我叔父早年曾经去过英 国有关。当时北平的教会学校大都是美国教会办的，崇德属于英国圣公会，校风比较保守，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还保存着打手板的惩罚手段，不知是继承了中国传统还是从英国学来的。那时的机关学 校每星期一早晨都必须举行“总理纪念周”，集体背诵“总理遗嘱”和唱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亲”，然后是训话，校长每次都是腋下夹着一块比鞭子略宽的二尺 多长木板走上讲台，这块木板的作用相当于教鞭，不守校规的同学是要挨屁股板的，大约这也是从英国学来的吧。学校有三四个英国教师， 实际上都是传教士，除了教各年级英语课和高中外国史地外，也给信奉基督教的学生开专门学习《圣经》的课，称为“查经班”。一般说来，教会学校都是英语和文 科较强，数理化不如当时的师大附中和四中等公立学校，但是崇德也培养出了杨振宁、邓稼先这样的世界级科学家和好几个科学院院士，这在教会学校中是比较少 的。

(选登林焘先生的《浮生散忆》片段)